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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