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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事物，国外事物一概没有。
抄报也有正版、盗版之分。通过什么管道获取什么版本的抄报，涉及各种关系处理和利益协调
明清制度，抄报从朝廷向各地发送的管道，应该是各行省督抚派驻北京的提塘官，其他省级以下道府州县欲看抄报，还得另外花费向督抚提镇转抄，辗转费时，又因为这些上级机关已经把看报的成本摊派在他们的转抄过程中，所以价格也不菲，于是便出现了省级以下衙署绕过提塘，直接从北京获取抄报的现象。适应这种需求，一批私营报房应运而生，经营者多系京师衙门中的胥吏或与之有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搞一份〃正版〃的提塘抄报，再雇人抄写一批副本发卖牟利，地方州县衙署便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显然，这种损害提塘发报权益的做法，如果得不到上级和有关方面的谅解与认同，是很难长期操作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该案发生在道光四年（1824），透过写在案卷上的冠冕堂皇的表面文字分析，其大体经过是：有个叫李嘉山的从九品候补官员，在北京自办报房，其〃订户〃有直隶省所属良乡、完县等一些州县衙署。这些单位又各自向李嘉山报房提供了一批盖有本衙署印信的空白信封，使抄报得以利用驿递系统迅速传送，估计是另给驿站津贴的，所以案卷上也承认〃尚无扰累驿站情事〃，就是并没有侵占国家花费在驿递上的财政开支。当然，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即老百姓买单，官老爷看报。但是，因为这批七品芝麻官在得到了看报及时、费用节省等种种便利的同时，却忽略了像明代保定府那样一番运作，遂引起直隶驻京提塘报房及其派出衙署的不满，结果便是由直隶提督出面举奏，按〃借用印封假托公文，即以诈伪印信文书无异〃的法律推定罪名，由刑部正式立案调查。当时尚无有关抄报的著作权保护法，否则还可以连带提出购阅〃盗版〃抄报的问题。
官场上的利益冲突，一般都能靠幕后交易得到化解，该案也是如此。最终的结案办法，是把经营誊抄传报的李嘉山和各衙署收受公文的书吏，以及具体经手将抄报当〃寻常公文顺带〃的马夫等一批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分别给予杖责流放的刑罚，〃其借给李嘉山印封之完县知县等官均有应得之咎，移咨吏部议处〃。用白话讲，就是姓〃官〃的都解脱了刑事责任的追究，移交组织人事部门作违纪问题处理，大约轻则申斥警告、重则记过在案，便算了结。值得引录的该案卷的最后一段：〃向有外省各衙门抄送京报，相沿已久，原属例所不禁，而报房抄送往往希图迅速，竟至借用官封，诚恐不无流弊。应通行各省：嗣后各衙门看报，其由提塘抄送者，应用该提塘钤记封送。如止向报房抄看者，毋庸禁止，仍不许借用印封。〃可谓披露了利益冲突所在。当然，让一家私营报房掌握一批州县机关的空白印封，的确也是制度上不小的漏洞。
有人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牟取利润，也有人炮制〃伪版〃抄报制造舆论，抄报的故事一文难尽
抄报既属〃内参〃，当然有传阅范围的限制，清代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有过禁止胥役传阅和私抄邸报的规定，但抄报工作都由这些办事人员经手，可知这些禁令是靠不住的。估计在抄报的妥加保管方面，也会有一些具体规则或惯例，但其实也做不到。《茶余客话》述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朱熹以〃伪学〃罪名落职罢祠，在朝报上读到了有人奏请杀他的消息，遂自言自语道：〃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又云：〃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按他当时的被管制状态，不该有读报资格，但事实却是看到了。至于把〃内参〃带出机关的故事，史传中比比皆是。《能改斋漫录》论宋代史学家宋敏求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就是先人世代为宦，家里〃自祖宗（指太祖、太宗）朝至熙宁中，报状皆全也〃。五代后唐明宗时，为搜集编写唐史的资料，要求朝廷往民间购募晚唐宣宗至昭宗四朝的朝报（《廿二史札记》）。明史专家谈迁自述编写《国榷》经过，也谈到对邸抄的访求（《北游录》）。凡此，都说明邸报流传民间的现象是普遍的。《儒林外史》第一回中，还有乡下富农秦老爹进城去，带了一本邸抄回来给王冕看的描写，也不知他从哪弄来的，大概是因为该期邸报上刊载有一篇礼部议定科举取士的报道，所以有人翻刻赚钱吧？
衙门中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向相关人士出卖信息换取利润的事情，亦属可想而知。《金瓶梅》第十七回里，西门庆的亲家陈洪随内侍杨戬一起被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参倒，拿送南牢问罪，女儿携女婿一起来投靠娘家。西门庆慌了手脚，忙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百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将邸报中宇文虚中参劾杨戬一伙的奏折原文，以及皇帝批示的处理办法等，全部抄来，随后便有了再派家人来保来旺带着金银宝玩去东京行贿蔡京、消灾脱祸的故事。从西门庆的角度讲，因为及时得到详细情报而便于赶紧应对，五百两银子抄一段邸报，值得；从阳谷县衙门上上下下的利益看，这就是一笔大大的外快了。
由于抄报是在手抄、转抄的过程中产生和传阅的，所以也难免出现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的纰漏，明清两代的史传文献中，都载录过〃伪传邸钞〃的案件，这就是正版、盗版之外的伪版了。囿于篇幅，不再详述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