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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拖垮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经济强国。
突围：绿色模式
换取的外汇储备，通过低回报的债券的形式又流回美国（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美国政府为减轻债务负担，竟然不顾脸面，使出耍赖的手段，频频使美元贬值，令中国资产大幅“蒸发”。一方面，美联储趁机大量印制美元并降低利率，听任美元进一步贬值，而且不断制造舆论，希望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能够帮助美国稀释债务；另一方面，为了使美元资本保值和追逐利润，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机构纷纷投资于全球房地产市场，包括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将中国的房价炒高后又大赚特赚。为了让这些金融机构获取更高的利润，美联储与华盛顿方面共同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旦美国经济喘过一口气，美联储调高利率，全球资本就必将回流至美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股市必定遭殃……
从奥巴马访华前后的表现不一致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变，金融霸权掠夺中国的野心不会停止。奥巴马在访华时宣称：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代表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美中紧密合作对两国更有利，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发展。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美国军舰依然在那里巡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仍然在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首先单方面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要会见*喇嘛……
这一切都在提醒中国，帝国的亡我之心不死，在今后的中美金融战争中，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抵制以煤、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黑色”经济，发展新的绿色经济，用可再生能源取代矿物燃料，节约能源，高效使用能源。中国还应摒弃华尔街提前消费、信贷消费的模式，鼓励国人发扬传统美德，勤俭持家，艰苦创业，并鼓励企业发明创新，大力发展教育、培育新人，使中国经济跳出金融霸权布下的天罗地网，确保国家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首先必须重新评估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
摆脱GDP的紧箍咒（1）
气候变化已然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温室效应，使太平洋上的数十个岛屿面临消失，譬如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恐将难逃第一个沉入海底的厄运。在今后数年，环境继续恶化可能迫使某些地区的人口大迁徙。而各国为大力发展生产而争抢能源，又将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动荡。
因此，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人类已经到了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让经济快速发展，还是选择修复地球留给我们的生存空间？而要作出壮士断腕般的痛苦选择，我们首先必须看清在对GDP的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GDP——国内生产总值，或者说国内总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表现的标杆。简单说来，它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而确定GDP通常有三种方法，所有这些方法在原则上都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它们是产出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三种方法中最直接的计算方法是产出法，它计算的是每一级企业的产出总和。
如今，GDP已广泛地被经济学家当成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标准，因为GDP能比较快速地确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的相对变化情况。然而GDP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指标，其作用却被认为是有限的。GDP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其变动往往是与生活水平正相关的，因此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质疑。不仅如此，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创造保证人类社会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水平，那么把GDP当成衡量标准就是一种悖论，因为GDP没有将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计算在内。
国际上惯用的方法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数值在0到1之间。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到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该系数在03到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该系数超过04为警戒状态，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该系数达到06以上则属于危险状态，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317，而目前该系数已经超过0496，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水平。
事实上，短期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影响长期收入差距减小的速度。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直在就此展开争论：大到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异，小到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平衡已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富人偏爱收集金表和名贵钢笔等，全球1/4的奢侈品都让中国的富豪买去了，这也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公司，瑞士的历峰集团于2009年创下销售佳绩的原因。中国10％的最富有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了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的富人爱喝茅台酒，几万元一瓶的茅台酒更是抢手货，酒越贵销路越好。中国的富人热衷于购买奢侈品，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意商品本身的价值，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贵”字，东西越贵，他们越有面子，也越能体现他们的成功。
国际上的赤贫线为每天的日常生活支出为125美元，贫困线为2美元。中国有13亿人口，每6人当中就有一人处于赤贫状态，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则更多，占了全国人口的49％。可见，中国的贫富两极已经形成。如今，贫富差距已导致剥夺贫穷人口公平就业的机会。比如上海静安区某重点中学在一则招聘广告上公开宣称，应聘者必须拥有静安区的房产，否则应聘者入职后还要为房子费尽心机，那他就不符合岗位的要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摆脱GDP的紧箍咒（2）
从表面看，这一事件似乎是表明招聘单位对穷人的歧视，房价过高使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因买不起房而无法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众所周知，人才是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然而，仅仅因为没有特定地点的房产，应聘者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工作，这其实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对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但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GDP上。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似乎非常看重、依赖房地产业。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鲜活的GDP增长数据，有了GDP的高速增长，他们才有所谓的政绩；有了政绩，他们才更有前途。
我们仅以上海为例。在2009年年初，上海市财政局向上海市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中设定的上海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93亿元。然而开发商疯狂竞价，几乎使土地出让的实际成交价至少达到底价的两倍，有的甚至超过底价的3倍，地价快速上升。2007年，上海市每公顷土地的价格约为2 560万元，到2009年，这一价格跃升至4 159万元。按这个趋势，中国的地价再过几年就将占整个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到时候，资金全都涌入房地产市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成本增加，这将阻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使整体经济陷入衰退。
我们再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1990年拍板，将浦东的定位确立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和保税区，允许其实施比特区更优惠的政策，因此吸引了全球500强纷纷进驻陆家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房价暴涨，浦东的地块实际上已经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在2009年，陆家嘴的滨江大道上，开发商汤臣集团推出售价达到每平方米12万元的豪宅，导致附近的楼盘均价也跟着达到每平方米4万~6万元，中小型企业无法承受水涨船高的租金，于是许多券商纷
纷搬离浦东的高级办公楼。小型券商就不用说了，大型券商，如东方证券，最近已将总部搬迁至一江之隔的黄浦区，而光大证券的上海总部也将搬离浦东。此外，更多企业开始落户上海的闵行区、松江区，甚至周边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其他城市，俨然形成了新一波的集体搬迁潮。
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搬离上海的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公司于1994年11月进驻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是第一家在这里开设大型工厂的外资公司，而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英特尔决定彻底关闭位于上海的工厂，将工厂全部搬迁至成都。英特尔“撤离”上海滩，至少导致1 200名员工失业，从而将涉及至少1 200个家庭！这些失业人员的房贷怎么还？孩子怎么抚养？新工作有眉目吗？
英特尔为何要搬迁？因为上海的房价太高了！成都的人力成本、土地使用成本都比上海低，外国资本原本就是冲着廉价劳动力来的，如果成本优势不在了，那它们为何还要待在原地死守？它们才不会那么傻呢！英特尔向西进驻成都之后，至少有上百家英特尔的相关企业要迁出上海。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特尔的全球供应商，英特尔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另一类是上海的本地企业，专做英特尔的供货商或物流服务商，英特尔西迁之后，它们只能关门停业。
由此可见，无论是工厂大迁移，还是券商迁出办公楼，虽然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但它们揭示的问题是相同的：被抬高的土地价格似乎拔高了GDP的增长率，但实际上却对国家的市政建设和企业扩大再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生产成本提高了，而炒作房地产能带来更多盈利，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发展生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摆脱GDP的紧箍咒（3）
另一方面，计算GDP的方法将未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排除了，譬如主妇的家务劳动或义工的无偿服务。在美国，无偿服务大多是不收费的，与GDP贡献无关。但是按商业公司的估算，无偿服务的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一价值使得GDP被低估。而在官方的GDP估算中，地下经济这一有价的经济活动也被忽略不计，例如非法贸易或逃税行为，这些也导致GDP被低估。
还有许多价值不是直接用金钱计算的经济活动，也被GDP的计算方法忽略，造成GDP数字不准确或被低估。例如在国家内部进行的非正式的主要商业交易，因为在部分地方的经济部门不易注册，又或者因为以货易货的交易比直接用金钱进行的交易更方便，因此它们甚至延伸至服务领域（比如在中国农村就有这种现象，10年前我出劳力帮你盖房子，现在轮到你帮我了）。
有时，高速增长的GDP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率和浪费。比如GDP忽略了对商品质量的考量。人们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购买价格低廉、耐用性差的商品，而较少购买耐用性强的贵重商品，因此第一种情况体现的货币价值要高于第二种情况，从而使真正的经济增长水平被低估。举例来说，今天的电脑比以往更便宜，功能也比以往更强大，但GDP却只按货币价值来衡量相同的产品，而忽略了质量改进后的产品的增值。事实上，GDP也难以准确地衡量新推出的产品的价值，尽管新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例如在20世纪初叶，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无法买到抗生素和手机，因为早年间这些产品根本就不存在，可如今，就连最普通的消费者都能买到这样的现代产品。
另外，计算GDP的方法还将不产生净值的变化或灾难后的重建的相关经济数据考虑在内，例如战争或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就提高了GDP的增长率；医疗保健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