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桓龈酉肮哂谇宄嬖虻某鞘小４油跏快醯睦肟娇咨腥蔚牡嚼矗�21年里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满洲也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 在扬州，17世纪70年代这个过渡期显示了一些社会变迁的迹象。出身于一个山西家族的当地绅士李宗孔（1645年进士），生动地记叙了该城在1672年经历的几次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酷的冬天。扬州是难民们寻求庇护的自然去处。 饥民数万，屯住扬州四郊寺观，或搭席篷，或借小船，居沿河住。虽督抚漕盐诸臣劝谕商民，赈粥施衣，而雪久寒深，冻饿死者，一日之内，少者数十，多者百余；一月之内，死无数矣！饥民携儿挈女，鸠形鹄面，百结鹑衣，行乞城野。 当李宗孔写下这些文字时，4。5万名难民已经在城外露营，正处于他所描述的不幸状态当中。巡盐御使命令盐商组织救济措施。城墙外设立了四处施舍点，每日为贫困者提供一次米粥。大量粮食被运往扬州腹地的泰州、高邮和兴化。此外还有上万布匹即将提供出来。据估计，这些救济措施的总成本达22670两白银。 关于这场灾害的记载，首先要注意的是，它显示了盐政当局和受命出来救灾的盐商们的组织能力和财力资源，再次体现了盐业贸易的恢复能力及其对扬州社会的重要性。其次，它使扬州意识到了其被忽略的内陆地区———尤其是地势低平的下河地区———正在发生的问题之严重性。不出数年，大运河—黄河复合体系的修复工程就在靳辅（1633—1692）指导下展开，他刚到职的1677年，就发起了大运河淮扬段的大修工程。这项工程的完成根本不能解决扬州腹地严重的治水问题：靳辅的一名继任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指责他设计的排水系统应该对依然存在的下河洪涝问题负责。但它意味着政府正在关注基础设施的修复问题。1684年，康熙初次南巡路过时亲自关心过下河问题的解决，并启动了新的水利方案的制订。 17世纪70年代正值三藩之乱，此次叛乱的平定，剥夺了汉族藩王对南方各省的准自治控制，将满洲的统治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大陆。这场叛乱在扬州的见证，就是蜀岗平山堂在实体上和作为一个文学活动场所的重建。平山堂与红桥不同，在清朝以前早就是一个有名的历史景点。它建于1048年，当时宋代大诗人、官员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府；它与宋代诗人苏轼（1037—1101）也有密切关系，因为苏轼前往那里拜访过欧阳修。汪懋麟在督促该堂重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承担此项工程筹款工作的是在扬州担任过多种职务的浙江士大夫金镇。 根据与金镇同年中举的魏禧（1624—1681）的说法，金镇心怀“化民善俗之意”。魏禧或者遗漏或者有意忽略了金镇工作的政治意义。三藩叛乱爆发于1673年，金镇时任署理扬州知府，当战火沿着长江烧开之时，他为保持该城的平静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被修复的平山堂举行的酒会和诗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视为笼络人心的小恩小惠。尽管如此，魏禧关于诗文作为保守、稳健的社会活动之意义的评论很恰当。在一个由种种遗民人口组成的社会里，对于新的王朝而言，诗文当然是比实践性的替代方案更加安全的选择，比如诉诸武力。 魏禧关于平山堂重建的记载，意外地包含着一种关于扬州社会———它沦入满洲之手已经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印象。对于任何一个了解18世纪扬州城的人而言，它都显得异常熟悉： 扬俗五方杂处，鱼盐钱刀之所辏，仕宦豪强所侨寄。故其民多嗜利，好宴游，征歌逐妓，炫衣媮食，以相夸耀。 这样，魏禧对金镇此项工程的记载，描述了一座沉湎于诗文和利润之中的城市。我们也许会理性地质疑他关于此项工程后果的描述：“＇不久＇家吟而户颂，以文章风雅之道，渐易其钱刀驵侩之气。”但诗文和利润共同捕捉到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和当下的矛盾，也捕捉到了王士祯时代的扬州与孔尚任时代的扬州之间的张力；王士祯在该城任职时，除了极其幼小者之外，大屠杀对于所有人来说依然是一种活着的记忆，而孔尚任则用与魏禧大体相同的语汇来描述这座城市。与王士祯一样，孔尚任也赞助诗文，他们两人的文人圈子也互有重合。但孔尚任的同龄人出生在一个清朝的世界，并且像他一样只能通过长辈的记忆和著述与明朝相遇。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年迈的遗民逐渐消逝于视野之外，诗文本身失去了吴嘉纪这种明朝幸存者的著述中显示的尖锐性。孔尚任刻意地培育一个遗民社会，对他们无限尊重，但在《桃花扇》当中，他却发出了欢呼和告别的宣言，它们正好适合世纪之交的扬州以及整个国家的情况。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城市与腹地 第三部分城市与腹地 第六章盐务管理 在其著名的扬州导读著作中的某个地方，李斗曾经把读者带到新城西北角的北柳巷，那里是盐运使衙署所在之处： 北柳巷……有董子祠。先为正谊书院，明正德间改正谊祠，祀汉丞相董仲舒，又贮《春秋繁露》一书。本朝圣祖赐“正谊明道”额，遂名董子祠。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是西汉官员和儒学家，曾经担任为时不长的江都国丞相，这座以他的名义建造的寺庙，就建在据认为是他曾经居住之地。御赐匾额给该祠是1705年的事，当时康熙皇帝第五次来到扬州。这个依然处于幼年期的王朝的君主采取这种姿态，很可能是出于如下想法：董仲舒调和了帝国兴衰与天地运行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统治者的德行来解释特定政权的成败，为政治哲学做出了最大贡献。 这座关于儒家宇宙观和伦理道德的纪念物与盐运使衙署相邻，后者占据了北柳巷以东的好几条街道，是扬州最大、最有权势的政府机构。扬州在行政体系内有较高的级别：作为一座府城，它被评为“最重”之处，这是四类职位中级别最高者。但知府并不重要，居于盐运使之下，后者实际掌管着两淮盐政，还有越来越多的其它各种地方事务。 作为盐政中心，扬州受到其腹地内盐产区和销售区之间的关系的制约，这种关系对该城和整个地区都有影响。17世纪后半期，随着朝廷逐渐巩固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控制，明末建立的专卖结构得到重新肯定，使这座在“十日”中被摧毁的城市得以复苏，作为一个商业和文化活动中心，它在长江下游各城市之间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加强。然而，该城在呈现出与农村经济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整个地区的复苏却缓慢得多。城市因食盐而成长，盐政决定着该城与这一地区的最主要关系。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君主与商人 一、君主与商人 1693年，崔华被任命为盐运使，在1693年版的《两淮盐法志》序文中，他公开主张盐业贸易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盐政之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意义： 夫山泽之利，盐赋为最，而两淮盐赋，实居天下诸司之半。历汉晋唐宋元明，榷盐之法，代虽屡变，要不过裕国、便民、惠商、恤灶四者。 这则将盐业贸易视为帝国核心事业的毫不含糊的断言，与更早以前汪道昆（1525—1593）的主张一致，后者因为称赞商人的美德而著称。汪道昆是歙县人，那里是众多两淮盐商的故乡，他的世界观也形成于同样的社会经济变迁背景，后者促成了16世纪绅商家族在明末扬州的崛起。汪道昆的主张体现在其私人著述中，崔华的断言却出现在准官方出版物里。在序文中，崔华直接将盐法志与地方志相提并论，以说明编纂前者之必要性： 宇内寰区绣错，不胜纪也。一都会一郡邑，类有志书，纪山川、风土、户口、贡赋、建置、沿革之本末，俾后之人，酌古准今，知所鉴戒，系诚重矣。况两淮盐法，尤国用民生之最大者乎。本朝定鼎后，百度维新，典章大备，而独于两淮盐法志一书，阙焉未讲，非所以昭文献、备征考也。 盐法志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地方志的忠实模仿。关于天文、疆域、职官、官署、科举、艺文、地方风俗、古迹和人物传记的各卷都以寻常方式排列，传记被分成不同的类别，分别描写地方上的忠义、孝行、管理、慈善、义举和妇道的典范。寻常的地方物产卷在这里完全以食盐为对象，在最后的沿革卷之前，又跟寻常方志一样，是四卷各种各样的艺文，其中一卷收录了周亮工、王士祯、孔尚任、吴嘉纪以及其他人的诗文。两淮盐政通过这部盐法志发出了最强烈的主张，即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伦理事业来说，盐业贸易的重要性与土地等同。其体例暗示着王朝更替助长甚至加速了盐业贸易的绅士化。 杨联陞曾经注意到另一个北方王朝———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维吾尔和汉族商人带来的巨额利润”的特殊依赖。异族王朝对商人的依赖，可能不仅体现在资金方面，而且体现为他们对王朝本身的积极或无言的支持。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假定，这种依赖性的产生，是因为商人是一种统治者能够加以利用的“自由流动的资源”，而地主则是一种“嵌入式的资源”，更不容易服从当地以外的势力的调遣。与这一理论相符，商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华帝国最顺从的社会群体。 蒙古人招致盐商的方法之一，是为他们提供参加科举考试的方便，允许他们在经商的地方考秀才。其做法是为盐商中的士子建立“运籍”，后来称为“商籍”。在扬州，很久以来从商籍中获益的只有西商，因为它并不适用于在本省做生意的商人（两淮盐商的另一个来源地徽州，跟扬州同属一个省份，直到1667年才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西商紧紧把持着这一优势，1677年，扬州为盐商和灶户后代建立了一所学校，他们强烈反对把徽商子女包含在内。 科举制度为政府提供了将盐商与自己绑在一起的纽带。这根纽带在清朝得到了继续和加强。清代初期，朝廷收入尤其仰赖盐税。在中国广大地方，包括扬州腹地在内，农业正处于危机当中，首先需要广泛地重新开垦土地，然后才能有丰裕的田赋收入。为了筹措资金来平定三藩之乱，政府动用了盐税和两淮盐商的捐输。 在清朝“漫长的”18世纪里，朝廷与盐商的关系成为紧密。1689年，扬州经历了与新王朝的初次直接相遇，当时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期间巡视了这座城市。此后皇帝四次巡视该城。盐商们以越来越盛大的规模来接待皇帝：进献古董和画作，由盐商们自己的剧团来表演戏剧，设宴，等等。1705年，在扬州南边的高旻寺地块修建了一所完整的行宫。半个世纪以后，乾隆皇帝模仿自己的祖父六次南巡，受到的接待甚至更加奢华。通过这些巡游，最有权势的商人得以建立与皇帝的私人关系，其中一些人在自己那豪华的园林中接待过皇上。他们的努力换来了“奉宸苑卿”这类的头衔作为回报，尽管只是空衔，他们的园林也因为皇帝赐予的头衔而增色不少。 皇帝的巡视创造了王朝与盐商之间的牢固纽带，产生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制度，后者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朝廷在税收和杂项资金方面都高度依靠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