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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以外，图中所载情况肯定适用于18世纪的扬州城，如果不是更早时期的话。与此图相配套的街道方位说明文字，主要摘自《扬州画舫录》，其中提到了九巷，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旧城墙内侧。张岱笔下的风月场所虽然好像位于新城，但李斗以及1883年府志中提到的旧城九条巷，显然就是张岱所说的内容。游客要到那里，必须经过通往旧城的小东门，或者经过更北边的倒城或大东门。在19世纪的《风月梦》一书中，作者给出了一条路：出新城校场某茶馆后门，沿着贤良街转弯走到北柳巷，至天寿庵下坡走到运河边，过了摆渡走倒城即到“九巷一个人家”。 李斗虽然列出了九巷以及附近街道的名字，却没有对旧城作更多的其它说明。他关于娼妓的详细记载表明，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城墙另一边，沿着新城运河两侧发展起了一个类似的青楼区域。通过李斗关于亢家园林———18世纪初由一名富裕盐商所建———的记载，我们可以追寻这片地区的历史变迁踪迹。该园沿着运河西岸展开，跨度约三分之一英亩；此种规模暗示着该园修建时要获取该城的土地还比较容易。该园在18世纪消失了，一个姓林的老妇人在其中部分地方开了一所茶馆，名叫合欣园，做着兴隆的烧饼生意。然而，这座茶馆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老妇人的女儿，她吸引了许多游客，母女俩最后变得非常富有。园林—茶馆因而也成了一个风月场所。 老妇人死后，茶馆变成一间客栈。房客中有个邬抡元，善于吹笛子，通过教名妓度曲来挣钱，获得了“乌师”（即歌女之师）这一绰号。她们学唱歌不用走很远。根据李斗的记载，许多人住在外城脚，就在新城一侧的城墙掩映之下。南边是合欣园，北边是王天福的房子———他是一名有妻有妾的皮条客，他的房子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河中，为“东水关最胜处”。娼妓们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在运河东边、钞关北边的街上购物。缎子街的生意以纺织品为主，这是该城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翠花街卖一些女人的日常用品；卖化妆品的最有名地点是埂子街。 从钞关门往东，沿着一条与城墙平行的线路，游客步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空间。盐商们的宅邸坐落在这里，沿着新城墙东南角呈弧形分布。新城墙修筑于16世纪，将这些房屋与水道分割开来，但盐商的产业最初肯定是在运河两侧。17世纪晚期，吴嘉纪如此评论这个角落的居住模式： 冷鸦不到处，河下多居人。 郁郁几千户，不许贫士邻。 南边城墙一侧的街道名叫南河下街，用英语来表述大致可以说是“靠南的运河边的街道”。这条街通向东边城墙一侧的中街及北河下街。这是扬州的黄金大道。如本书第三章所述，郑侠如建于清初的休园就位于它的附近，占据了东边城墙内的一大块地方。18世纪晚期，许多最富有的商人都在这片地区拥有园林。19世纪，随着富商数量的减少，这里兴起了一些同乡会馆，其中有的房产曾经是盐商的宅邸。徽州的宗族文化鼓励扩展家庭，后者可能是导致这些房屋规模较大的原因。在17世纪初的郑宅，据说有一千多人同灶吃饭；18世纪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汪交如，他的宅邸可以实现五世同堂的理想。 与东南部相比，新城西北部在18世纪似乎是放荡不羁者的聚集区。许多著名艺术家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从这里很容易到达各道城门，向西可以进入旧城，向北可以出至天宁寺，也很容易到达护城河北段，那里可以通往虹桥（原先称为红桥）和外面的保障湖｛30｝。艺术家们还发现，在天宁门北一带生活也很方便，一方面园林景观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也靠近城市。与此前的郑板桥一样，黄慎（1687—1770）也在天宁寺生活过。郑板桥住在竹林寺，就在北门外，然后住在马氏兄弟行庵附近，那里毗邻天宁寺。 李斗生动地描绘了城西北的情况。晚上直至半夜，空中充满琴声，演奏者为一名艺人，住在董子祠———更早以前这里是艺术家高凤翰（1683—约1748）的住处。董子祠旁边是道士占用的两栋双层建筑、一家药局，还有盐运使衙署。近旁是一名苏州人开的装裱店，路边是说书场，“四面团坐”，门口悬挂一道告示牌，上面写着当天即将开讲者的名字。再往南，南柳巷有杭州诗人陈授衣的住处。小秦淮河（新城运河的名字）与南北柳巷平行，将一船又一船的游人往北送至护城河，过天宁寺，然后到达瘦西湖。 城西北的社会结构比较混杂，有僧道、妓女、士人，还有盐务官员，后者生活和工作在这片城镇的嘈杂中心———校场附近。校场位于盐运使衙署以南。这里的一部分土地原先留作为商品菜园，其余用于兵营建筑、寺庙、马厩和居住区。它在实体上并没有跟该城其余地方分离开来，人口比较混杂。1739年前后，据报告这里容纳了军民人等共计1200多户。17世纪晚期，来自长江北岸被淹沙洲的许多人被重新安置在距离此处稍南的翠花街，导致附近一带人口相当密集。拥挤的生活环境使火灾成为校场附近的习见危险。排水状况也很糟糕，多雨季节此地往往被淹，蛙鸣声响彻空中。 校场与风月场所邻近，这无疑对于依然驻扎在此的军营构成了纪律问题。但1777年，扬州城守营改驻旧城西边，空出来的新城土地租给了商人们。那里依然使用校场这个名字，但从此以后主要是一个商业场所。因而在《风月梦》开篇，新到该城准备在此纳妾的陆书，第一个下午就去了校场。在那里，他看到有人在表演本地戏曲，有人在作西式绘画，他听了一会说书，瞅了一会男扮女装，看了一会西洋景———这个场景很像19世纪更晚些时候一名当地艺术家所描绘的样子。 盐运使衙署是这片地区的另一个突出特征，盐商肯定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可能在艺术家们寒碜的住处面前停下脚步，向后者致敬，并索要一份画作。衙署东北不远处住着马氏兄弟，陕西商人员果堂及其常驻画家华喦（1682—1756）肯定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在这里很可能看到其他盐商的宅邸。不过总体而言，这片园林宅邸连绵之区的混杂特征，留给人们的印象与城市东南部非常不一样。 18世纪晚期，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也是1777年校场被重新部署的原因之一。河道上的船只日益增多，码头变得如此拥挤，以至于18世纪50年代出台了规章制度，规定各处码头仅限在册船只使用。城门外涌现了许多市场，在天宁寺对面的城北护城河岸边排成一列。最重要的是，城市的扩展通过点缀在瘦西湖畔的园林就能一目了然。关于这些园林的相对具体的现有记载，使我们能够按照时间顺序细致讲述该城在18世纪的扩展，以及它在此后的突然收缩。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园林和城外（1） 二、扬州的园林和城外的扩张 扬州园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出现的同一个世纪，中英混合风格的园林也正在欧洲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陈从周将其鲜明特征概括为假山和庭园建筑。大量财富被投入于这些特征的营造。扬州缺乏造园所需材料。那里没有森林，木材必须从外地运来，有可能来自徽州。那里也没有石头。扬州的假山由三类石头建成：苏南、安徽和江西的黄石，来自安徽的带条纹的宣石，还有来自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湖石，它们的趣味和腐蚀形状各不相同。它们都要借助船只，跨越遥远的距离，花费高昂的成本，然后运到这座城市。一名19世纪来到该城的游客听人说，山西于氏为了修建自己的湖边园林临水红霞，花了20万两白银购买太湖石。 扬州园林还因为一种独特的所有权模式而显得与众不同。本地人（“老扬州”或“土著”）在18世纪的园主当中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翰林院编修、藏书家秦恩复（1760—1843）在旧城拥有一座雅致的小型园林，看来他是第一个打破此规则的人，但与该城的大多数富人一样，他也是商人后代。其祖先从陕西来到了扬州。对于扬州人而言，其中更富裕的人可能靠租金生活，土地无疑还是用来耕种的。 几乎无一例外，扬州私家园林的拥有者都是盐商，尽管其中偶尔也会有一名西商，然而大部分园主都是徽州人。郑氏兄弟每人拥有一座园林，他们是17世纪扬州最著名的徽州家族。18世纪，其后继者为黄氏兄弟：黄慎、黄履昴、黄履暹和黄履昊。座落在湖边的黄家园林当中，最著名的是四桥烟雨，这是1762年乾隆皇帝赐予的名字。黄家四兄弟每人都在新城东南角的黄金大道旁拥有一座园林。 蜀岗的平山堂为扬州的园林郊区提供了导标。在《平山揽胜志》一书中，盐商领袖汪应庚细致地梳理了围墙内的城市与蜀岗这座寺院复合体之间的关系。该书首为关于扬州新城内小秦淮河的诗歌，接着是有关画舫、红桥和昔日韩园的另一些诗歌，最后是关于蜀岗各处名胜的诗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平山堂本身，它建于1048年，1673年修复，1705年御赐“平山堂”三字和“贤守清风”四字。再往东，功德山（蜀岗最高点）上有座观音寺，该寺为宋代建筑，重建于明代。蜀岗下面狭长的保障湖上有著名的二十四桥，桥边是建于元代的莲性寺（后称法海寺）。优美的湖景，加上远处的小山、古桥和古寺，使这片区域非常适合于建造园林———18世纪的扬州即以此闻名。这些园林逐渐在城市和蜀岗之间形成一个连续地带。直线距离只有三四里，但蜿蜒曲折的水路达八九里。 这片地区的历史建筑暗示着它在扬州社会的仪式意义。张岱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晚明时期清明祭祀场景的迷人概况。清明节在阳历每年四月前后，与冬至相差106天，此时柳叶青青，桃花正红，扬州人提着篮子，带着扫帚，去祭扫祖先的坟墓。无论贫富、老幼、男女，人们纷纷走出城外，前往家族墓地场所。张岱描绘的这种场景与张择端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中的情景相似，并且他明确地将这一场景与《清明上河图》进行对比，认为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街景就像一幅画卷，窥一斑而可见全豹。他勾勒了如下值得注意的社会类型和活动： 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 清朝初期，明末这些狂欢者出没的许多地方看来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根据孔尚任的描述，那里“多碎石荒坟”，红桥边曾经繁花似锦的一块地段，现在也成了荒地。虽然孔尚任这么说，但这里还是存在一些17世纪后半期商业性园艺的痕迹。石涛晚年曾经画过一幅从扬州城外伸向平山堂的街景，画中所配诗文提到“簪花仕女汲于溪”。比他年长的同时代诗人宗元鼎，留下了一篇关于卖花人（他自己）生活的简短记叙，这人住在城西琼花观后面的三室茅屋里，依靠种植两亩鲜花维持生活。他培育了十多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