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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我的结婚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不锈钢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提，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且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部位。”当他们把那个支架放在定位时，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坚硬和冰冷。“现在我们要在你的头上盖上保护巾。当麻醉开始时，你会昏迷几秒钟。现在我要你从一百开始倒数。好，开始倒数吧！九九、九八、九七……”当我数到九六时我的身体有一阵疯狂的感觉直冲到每一条神经。我看到白色的磁砖从面前飞过，速度愈来愈快，好像坐在一列不断加速的云霄飞车上。
一阵干渴的感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的嘴巴简直比沙漠还要干，脑子里惟一想的就是能马上喝一口水。我根本不管身上插满的针管，那些针管和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活着。一个护士靠上前来。“早安，舒华兹先生。很高兴你平安动完手术了。觉得怎么样？”
“水，”我沙哑地说着。
“不行，不行，还不能喝水。医生马上会来看你，然后我们会把你转到加护病房去。”
“痛！啊…好痛啊……”
“这样就好。疼痛表示你已经好多了。等一下你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时，他们会马上帮你注射一些吗啡的。”
我再度感到头晕，在他们移动我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四周叮叮口当口当声响不绝于耳，就好像身处于一个电动弹珠台游乐场里似的。然后才发觉我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病房中用来观察每个生命垂危病人状况的医疗仪器。一个挂在墙上的大型时钟显示时间是十一点半。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一定是吗啡发挥了药效。
我开始向四周观察，检查每一部放在我身旁的机器，试着看懂机器上所显示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虽然我身上安装了一根导尿管，不管目前我所能争取回来的有多少，我还是不放弃重新建立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床边的一个大型电视荧幕，上面显示了五个项目。一个心电图持续在荧幕上跳动，下面是一个小格子，里面用绿色的数字显示着我的血压（八二—一三四），心跳速度（九八），血液含氧量（九七），和心脏压（八/一）。这些数字让我想起了我的Quotron和Metriplex报价机。我开始做一些呼吸练习，来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血压。我不停地吸气、吐气、弊气，眼睛盯着机器上的读数，七八—一三，八六—一三八。
“巴奇！停止这么做！”我的心思太专注于那些仪器的荧幕，以至于没有看到奥黛莉已经走进病房。她转头对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护士说：“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他平常就是盯着荧幕过日子的。你们如果想要让他的血压降下来的话，就快把这些该死的机器挪开。”那个护士照办了。
感恩节的短暂团聚
当你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时钟看时，时间似乎过得更慢了，而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五天里惟一能做的事。当我在做交易时，从来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希望时钟能够停下来等等我。现在，我在心里不停催促时钟走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逝去，我的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目标是先把体温降下来然后回家过感恩节。而我真的办到了。二十二日星期四，感恩节当天，奥黛莉来接我回家。我没有力气坐在餐桌旁用餐，药物治疗使我仍然不很稳定，但是至少已经出院和家人团聚。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整个周末中，我都在整理上周不在时所堆积下来的邮件。一封苏黎世来的信中说道：“请贵公司照本人先前指示，将本人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全数赎回……”在拉柯许·巴格瓦、奇德，及琵巴帝公司的来信中说：“本人在此请贵公司赎回本人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开曼群岛来的信中提到：“请照本人于十一月十三日去电中之指示，确实赎回所有持份……”来自巴哈马的邮件也写道：“谨以此信通知您本人将要求赎回本人之持份……”，“我们要求‘立即’赎回所有持份，最晚期限为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人将于今年底取回所有投资于贵处之资金，本人对贵基金操作风险之提高深感不安……”最后，有一封芝加哥来的信中说：“请将本信视为豪斯曼国际公司之正式通知，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议……”又有另外七个投资人，包括豪斯曼和另外总额达五百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像不到在其中至少有一封信竟然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雷克辛顿街七五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七千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四千五百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十二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星期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提，你的手术部位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
我整个星期中都在做交易，但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那天市场开低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般地郁闷，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部位。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部位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呢？管他个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球知道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高费德，并且建立了六百口债券期货的多头部位。
三度住院
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绩效时，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一五度。到了星期天下午，体温已经高达一一二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一二八度。很幸运地，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开口，我就帮他弄到手。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奥黛莉！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你的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你的心包囊，没有它你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星期日的晚间也开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维·高费德，并且留话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部位，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奥黛莉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部位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支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高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高费德医师？
“怎么样，马提，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艾维。”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呢？”
“你已经赚了十点，大约是二十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高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而感谢高德医师，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一百四十下回到每分钟九十下。我终于在十二月四日离开了医院。从十一月七日开始，我总共进了医院三次，总住院时间长达二十六天。当然在这段期间内我为我的投资人赚进了五十万美元，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我的医院账单就超过了十万美元，但这终究只是金钱上的花费。真正让我感到心痛的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我的投资人尽心尽力赚钱，但是在生病住院的这段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寄任何一张简单的卡片给我，关心一下我的健康或是安慰一下我的家人。
我回家并回想起这场恶梦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和麦克·施密斯会面中的谈话内容。如果时空换成是现在的话，我会对他想要募集基金的计划有什么评语呢？我曾告诉他为了操作别人的资金而付出太多心血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我也会告诉他不管得到金钱上多大的报酬，为那些对你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在乎你死活的人工作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直都想和市场中的高手们一较长短，而在某段时间内我也的确办到了，但结果却几乎要了我的命。金额庞大的基金对都铎琼斯、索罗斯、德拉肯米勒、罗勃森、贝肯以及考夫纳这些操盘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事，但是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