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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重新搬出了新房，作为道具的角色，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房价下跌使更多的美国人买到了便宜房子，减轻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一些住房本身就可以承担公共住房的功能。而那些金融衍生品的制造者，他们获利丰厚，满载而归。在“道具”们搬出新房后，这些建在美国土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物归属于美国金融机构，将来房价一旦步入上涨周期，美国金融机构会因为房价的升值而再次迅速膨胀为巨人，成为世界上一个个最令人畏惧的、拥有惊人财富的大鳄。美国政府由于接管了部分金融机构，也将从中受益，这会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全世界那些购买次级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投资者，却由于大都不以基础资产为支撑，只能无奈地吞下苦果。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真相—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相，接下来还有更多，需要我们一一剖析。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追溯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会发现，小布什与华尔街，因为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前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为了通过金融衍生品贪婪地牟取暴利，他们共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自古到今，在任何一个国家，住房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以对住房问题的良好解决为重要依托。
发达国家都深谙安居乐业之道，它们都首先在法律上明确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
比如，早在1901年荷兰就颁布了《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宪法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了《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依据法律规定，荷兰政府共建造了239。36万套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在人口不多的荷兰是相当惊人的。
1919年，英国颁布了《阿迪逊法》（又称《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资料显示，在1946～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由于政府的努力，住房短缺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解决。
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住房法案》1，授权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员会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的房租。1949年，美国修订的《住房法案》批准政府建造公共住房，美国建造了大约130万套公共住房，这些住房绝大部分建造在市中心，而不是像我国的经济适用房那样建造在偏僻的城外。随后，美国又陆续颁布了诸如《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等法律，住房的公共特性因此得到保证。2
美国对住房问题极其重视。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宗旨之一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家庭买得起自己的住房，并且减低在购房能力方面的贫富差别。人口调查局的研究显示，家庭住房拥有率提高对促进家庭和社会进步非常重要。拥有稳定住房的家庭更和谐稳定，对社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更大。他们更加愿意做志愿者和从事慈善活动，犯罪率也相对较低。因此，美国从政府到商业机构都把提高居民的私有住房拥有率当做重要的目标。
事实上，这个结论至今仍受到学者的质疑。《美国住房政策》的作者阿列克斯·施瓦兹就指出：“很多关于自有房好处的宣扬只是根据极少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另外，关于自有房的经济获益大家所知甚多，但其在社会、心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被充分检验。首先，目前为止的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自有住房能带来这些良性结果；其次，关于自有房导致社会稳定、个人满足及儿童健康发展等良性结果的过程还没有被真正揭示出来。”
但不管怎样，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成了美国首脑主政的重点。小布什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3，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所有者社会是小布什心中的一个梦想，事实上，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推出的住房计划就已经体现出这种思路。
在美国的住房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那就是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到了小布什时代，才真正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其后果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饱受次贷危机的折磨。
纵观美国历任总统的住房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或者提供补贴，美国大部分总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类做法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因为公共住房的兴建成本完全由政府支付，政府不堪重负。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为减轻建房负担，进一步扩展了住房政策，鼓励私营开发商为低收入者建造住房。这一政策从1968年通过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中可以清晰看出来。该法有两大突破：一是为发展商提供低于正常市场水平的贷款利率，使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于正常租金水平的住房；二是在联邦住房委员会（FHA）的抵押贷款保险计划下，为符合要求的买房者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但是，私人建公共住房，质量难以保障，经常不得不拆除重建，造成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1972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把住房保障的重点放在直接补贴需求者身上，对新建住房、大修住房、存量住房给予补助，1978年后又规定对承租住房的一般性维修也给予补助，以提高低收入者支付租金的能力。4
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或者提供补贴的方式都使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于是，另一类住房政策走上前台，那就是通过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5。巧合的是，在这方面做得最优秀的两位总统，正是老布什与小布什。
1988年11月8日，老布什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1任总统。1990年，美国通过了《Cranston…Gonzalez 国家经济型住房法案》和《低收入住房保有与住房拥有率法案》，强调提高住房拥有率及租赁补助的重要性。
美国学者阿列克斯·施瓦兹在其著作《美国住房政策》中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级政府为了提高自有住房率，特别是低收入者和少数种族住户的自有住房率而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措施。”6
自老布什开始，提高自有住房率成为美国住房政策的核心。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继续本着提高自有住房率的思路前行。
小布什强调的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但是，让穷人买房并非易事。阿列克斯·施瓦兹指出：“自由市场从来没有为极低收入住户提供廉价而舒适的住房的责任，仅维护住房的费用就超过了这些住户的承受能力。通过降低建造标准和调整分区法规而减少住房费用的方法不可能走得太远。”
这当然是从常规角度来看的，通过金融衍生品对成本的转嫁，布什就走得很远！在历任美国总统当中，小布什是解决公共住房问题最彻底的一位，在他任期内，美国私有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超过迄今为止的任一位总统7，成就不可谓不辉煌。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次级债券及其他衍生品，在小布什任期内的放任自流之下，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最终演化成这场令人恐惧的次贷危机。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利用了小布什？还是小布什利用了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亦或二者兼而有之，各取所需？
3。2、次级债换来的是真金白银
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由公共财政来解决。在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政府不履行原本应该由它来承担的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这同样是一个基本常识。
在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的序言里，美国议会宣布了它的住房目标：“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
但是，美国的住房问题依然紧迫。
截至2003年，全美共有4600万户家庭面临各种各样的住房问题，他们或者居住在设施落后不全的住房里，或者为住房问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
力—不得不把超过30％的收入用于住房支出，甚至有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换句话说，9400万美国人，这相当于全美人口的36％，同时也是全国缺少医疗保险的人数的2倍多，正面临严重的住房问题，有些甚至无房可住。8
解决住房问题，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难题。这一困难在小布什上台后，变得更加窘迫。小布什在其任期内，为了满足军火商等利益集团的要求，当然也是出于反恐、占据中亚战略制高地以及国家安全的需求，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由于耗资巨大，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根本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这一责任。
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92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年度是从10月1日到下一年的9月30日）的2700亿美元不断下降，到1999财政年度实现了多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国债限额提升的速度也大大放慢。但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的第一年，财政盈余就迅速减少，第二年就出现财政赤字，而且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8年9月30日的2008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一届美国总统在2009财政年度很可能将要面对超过5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9
这与小布什上任后推行的减税政策也有关。
小布什上台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少个人所得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10
事实上，在小布什担任总统职位以后，减税一直是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