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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仅有过一个只有 2 ％损失的亏损月。 1994 年对雷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年头，因为他资助了一些继续给他亏损钱的期货交易商。但雷还是用他自己的交易方法赚了钱，那就是套利。雷给我们的顶级业绩交易研讨会作了好几年的交易商范例，也是我们的第三个毕业生。目前他为自己交易，并开始了一个新的套利基金，还在南加州经营着一个退隐交易商中心。
雷？凯利：什么是套利以及如何实现
有人问我是靠什么生活的，我回答说：“靠套利”，于是我就会从他们脸上看到自己揭开汽车发动机引擎罩或者别人告诉我“微积分”时也会有的茫然的表情。母亲们会把她们的孩子召唤到身边，而男人们则会以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如果你能在10分钟之内克服对“套利”这个词的恐惧的话，我保证你不仅能够理解套利的精髓，也能理解它影响你每日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开始“考虑套利’”的话，就可以看到你生活中原来都忽略了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多机会，你的知识会让你放心地去参加下一次鸡尾酒会，而不用担心在有些人说“那些套利的家伙”时找借口离开。你会被认为是智者，人们会以钦佩的眼光看着你，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你花了10分钟的时间来读本书的这部分。
套利几乎在每种交易中都会为人所使用，字典里把“套利”定又为“在一个市场中买进并在另一个市场中抛出”。他也同样把妇女描述为一个“女性人类”。这些定义都是真实的，但是它们并没有从整体上抓住这些词的本质。套利是一种发现的魔术，它是一门把每分钟的细节挖掘到令人讨厌的地步的艺术和科学。它是观察一种情形的每一方面的过程。就好像有一颗钻石搁在台上慢慢转动，你因此可以观察到它的每一面，并认为每一面都与众不同。它属于那种喜欢去解决难以解决的谜题的人。
埃德温？勒弗（Edwin LFerve）在《一个股票操作者的追忆》（Reminiscence of Stock Operator）这本书中描述了有了电话之后的前20年中发生的事情。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报价都是由电传打字机构发出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利用顾客的资金买空卖空的交易所。这些小交易所允许客户先知道一个报价，然后再发出是买进还是抛出的指令。所不同的是其所有人是“赌注者”或者是该地区的专家。而且与其说是叫牌交易，不如说是由他本人预定了交易。举个例子来说，自动报价机会告诉你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在66 1/2点上交易。客户说：“买进 500 股。” 然后交易所的所有人就会确认购买并且担当交易中另一方的角色。
一个有电话的聪明家伙最后合计出用电话要比用纽约股票交易所底层的电传打字机操作快得多。他一般都会与交易所进行一些比较小的交易以示他在场，但总是在有波动的时候与他的同伙保持着联系。如果有坏消息传出来，他就可能发现伊士曼？柯达在纸带上的记录是 66 1/2点，而在纽约的公告中却是65点。因此，他就会尽可能多地以66 1/2卖给交易所的所有人并通过他的朋友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厅以 65 点买回。不久之后，这个聪明的家伙就雇用了一些人去那些小交易所交易而使那些机构都没有生意可做。最后，剩下的小交易所都有了它们自己的电话。
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还是一种更有效的为市场定价的方法？交易所的所有人预定交易是不道德的吗？需要记住的是，在经济中是没有道德准则可言的。它就是这样：人们把各种行为惯例归于是“好的”和“坏的”或者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交易所的所有人认为套利者的行为是错误的，纽约的经纪人却喜欢不断增加的委托业务和套利者。
套利者自己则认为，既然电话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他们只是在使用一些任何一个聪明的人都能领会到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向那些人解释，那些人最终会领悟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是会有一些人想要阻止套利行为或者加入到其中，使这些获利机会变得更少。经济对于局中人的情感是中性的。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桌上有钱，谁把它捡起来就是谁的”。
在我还是一个小伙子时，就进行了第一次套利行为。尽管当时我自己一文不名，我的邻居们却很有钱，我的父亲经常能在邮包中得到一些“免费的”信用卡。在20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我们遇到了一次暴风雪，就像我们在中西部经常会遇上的那种，我通过一家五金商店生存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家商店中有一只价格为 265 美元的大雪鼓风机待售，它是鼓风机中的大型“导弹”，我知道那些富裕家庭根本不会去买鼓风机。
我注意到在父亲的桌上有一封还未开封的信，里边藏有一张城市信用卡还有一张乡村信用卡。因为我的名字和父亲的一样，所以我拿上了它（这就叫做风险套利），在那家商店早上7点钟开业后，我用那张信用卡买了那只鼓风机。那个晚上我一直干到8点钟，弄出了11条很长的私人车道，赚了550美元。第二天早上7 点，我又以200美元的价格把那个鼓风机卖回给商店的那个小伙子。他把差价还给我，我把那个稍微用过的鼓风机还给他。这个鼓风机还会有许多人需要的。我净赚485美元，觉得自己就像是吃到了金丝雀的猫一样！
许多年之后，有一个持有3000股股票的人来向我要建议：他说可以通过公司给他打折扣买进更多的股份，就是说有机会以19美元买进价格为25美元的股票。尽管他可以买到的股票数量比较小，但这看上去仍不失为一次很好的机会。
我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工作过25年，还从没看到过一次可以与之比拟的投资。因此，我告诉他这是一桩很不错的交易，并让该公司找出更多红利再投资计划，我还发现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汁划，并且经纪行业也开始想参与到这些计划中。
我当时感到很惊讶：“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如果他们买进100万股，就只能再投资红利，这样的话，购买用去的股息就会使利润所剩无几”同时，他们还会冒很大的市场风险，然而我还是看到有些人在作这种交易，却不知他们是怎么做的，我收集了一些记录，与负责保证金的职员做了交谈，并在红利发放日之前观察了一些正在进行中的交易。慢慢地，一切变得清晰起来。然而，我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这么做。因此，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在证券买卖行业中找到一家不做这种交易，并且在我跟他们解释了这一做法后不会将之偷走的公司，那真是花了很长时间。
套利者必须要找到一家愿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公司，而那正是机会所隐藏的地方。律师们经常像阻挡在我们面前的一堵难以对付的墙，他们受雇于那些公共机构来进行调查，但现状一般都难以改变，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套利者们就会受到谴责。但如果事情被拖延，不管怎样法官们也还是可以得到钱的。不管出现什么意外，这些套利者都得不到其他回报，只能告诉你现在的这种作法行不通。他们不喜欢被逼着说出些什么，也不喜欢很快说出答案。这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一旦你经过了那些过程，你也就成了现状的一部分，至少在很短的时间里是。
套利行为通常相对于时间是很敏感的：一旦某些机会被发现，竞争就会使利润降低，而且管制当局最后也会堵上这个原来没有注意到的漏洞。这个时间架构一般就被称作“窗口”。比如，一个有红利再投资汁划的公司可能会说：“我们只是为小投资者做这个计划。”套利者则认为，公司的意图并不是计划的法定部分。而公司一般又会通过立法机关或者改变它的计划去做出补救。不管是哪种情况，套利机会都会指向公司“意图”的经济情况的漏洞。套利者也从这些漏洞中赚到钱。
我提供给他们想法的那个机构几年后出现了一个叫做“基本设施”的问题。大公司都被分割成了一些处理各个专门业务的部门。在证券领域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处理客户账目，另一部分人处理股票债权，还有一部分人处理私人财产交易等等。每个部门都有自已的利润目标．被称作“最低期望收益率”。最低期望收益率就是对各部门经理能够接受的、用来持有业务提案的最小回报的计算。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般都会把管理权移交给各部门经理，但问题是经济和机会并不会关心公司的结构，但一些被公司认为是有效的措施却可能造成生意成本增加。因为让公司部门经理去偷看另一个经理的工作很是令人不齿，因此这种成本的增加尚未被很快意识到。
在一次具体的实际情形下，我给一家大经纪行介绍了一个策略，该策略可以在我拿走我应得部分后还能获得67％的回报率。然而，需要有三个部门来参与实现这个策略，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都有3O％的最低期望收益率。尽管策略实施后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的总回报率，但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降低这一比率，因为这会削弱该部门的形象。经过了几乎两年的协商，回报率从67％下降到35％。精确地说有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在被做为赌注。该公司从来不进行交易，而且就我所知，原来的几个经理都仍然在原来的部门工作。
一旦你超越了这些基本设施，并且得到了公司的信用，也还会有其他问题存在。别人会被激怒，因为你没有做一件正常的事情。他们总是被我要求做一些与其他客户做的有所不同的事情。我们坚持把注意力每分钟都集中在那些看似很小很不重要的程序上。
例如，如果有一笔交易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我就可以协商一个固定的比如说150 美元的交割费用，而不管交易量的大小。我无法帮助客户与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就其提出的销售额的 0。003％的费用达成协议。虽然这看上去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对于100万美元的交易来说，3333。33 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一家经纪行无法改变美国政府。它把这些费用转嫁给客户，并且这类费用一般也不会受到置疑。但是如果我的客户每年要做1000次此类100万美元的交易的话，上缴政府的费用就会超过300万美元，而且，机会的经济学并不关心自身与政策的不可调和性，即使这一政策是来自美国政府。但是如果我告诉客户倘若她是在多伦多而不是在美国交易的话，就可以省去这笔费用，并且能够合理地逃脱政府当局的盘问，还不会在国内搞得名声很坏，那么这个客户就会喜欢我。然而，必须处理此类交易的职员就绝对不会喜欢我了，我用他认为是很细小的东西扰乱了他一天的工作。如果我用省下的费用的10％插手他的工作的话，情况很快就会为众人所知。但是我把内幕向人们揭示得越多，优势也就会越快地离我而去。
最后，其他人也会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并且会找到一种方法插手到分割利润中来。这就叫做逆向工程。一些公司让他们所有的部门都关注纽约金融界并揭示策略。我认为这个过程在经济系统中是价格发现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套利者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对一些不能被忽略的或者由官僚机构埋下的误算和错误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它迫使一些公共机构去着眼于那些很可能被忽略的情形。
我仍然对证券公司和银行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