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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最初生活在捕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从数十人到几百人的小群体进化而来。在这种小群体里，人人都有亲缘关系，或是彼此熟悉。大多数资源由人们共同分享，财富积累闻所未闻，太贪心、不知足要受惩罚。是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以庞大财富为成功标志的自由市场体制既怒又妒，并指望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或物去惩戒、纠正那些贪婪者。不妨称之为进化平等主义。此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阶段，社会成员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去追求个人成功。导致社会成员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在动力或天赋上的自然差距；相反，少数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社会制度，以民众的赤贫为代价，图谋私利。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自然会认为它来路不正，并要求自上而下地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数量。但凡有人说“他们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他们”必然指的是最有权力的社会制度——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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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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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低得惊人。自由市场混乱无常，不可控制，无法预知。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容忍这种环境，并惯于指望政府等社会制度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确定性。人们把地震与飓风叫做“不可抗力”（“acts of God”），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逐渐依赖“政府力”（“acts of Government”）来进行必要的调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切的时候。买不起（或自愿不买）保险抵御不可抗力的人往往寄望于政府机构（如联邦应急管理署）在风险降临时解救自己。
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讲述过一个全能政府观影响经济政策的可悲例子——连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1995年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的时候，克莱因问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育券（school vouchers）将自由市场原则和机制应用到了公立教育上，为什么他却不喜欢。索洛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所有的经济理由都支持教育券。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多亏了我们的军队和公立教育制度，我才成了美国人。”克莱因认为，人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学，是因为“人倾向于把政府看做一种约束力，并为此热爱它”。克莱因称此为“人的浪漫情结”，因为我们共享政府服务、愿意让政府划定“我们圈内人”的界限。“政府创造了有效的永久性公立机构，如道路、供电网、邮政局和学校系统。在此过程中，它确立并强化了包围式共同体验的框架——至少是营造了这种体验的幻觉。”要是有人对政府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方法持怀疑态度，很容易被贴上“圈外人”的标签，当成无因（集体之因）的反抗。
大多数人的经济信仰起于部族式的政治承诺，也即自由主义者应当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则支持之。这其实是穿了另一套外衣的民间经济学。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认可强有力的经济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只不过，他们对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的对象是谁存在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想要企业受管制，政府驻进董事会；保守主义者则想要支大军队，政府开拔进卧室。此处意指自由主义者提倡政府干涉经济，而保守主义者则倡导以法律意志干涉私人活动。——译者注自由主义者呼吁警惕军队里的财政弊端和预算渎职，可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B？施洛瑟（David B。Schlosser）——他是个商人，也是亚利桑那州的候选议员——却指出，“自由主义者喜欢这么想，只要给政府分派一件‘善意’的任务（比如医疗），就能自动给整个过程注入效力。他们忘了，既然他们先前信不过政府职员能做出什么良好的决策，何以这次就该信得过呢——不都是同一拨人吗？政府官僚会花800美元给军队买扳手，花2 000美元给空军买马桶圈，我们凭什么该把医药放到他们手里？”社会评论员、政治幽默作家P？J？欧拉克（P。J。 O？Rourke）一语双关：“要是你觉得现在医疗保健费太贵，那就等到它自由了再看看价吧！”原文是“free”，也有免费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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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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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族保守主义者也脱不了伪善之嫌，尤其是他们说，政府要少插手经济政策——但政府给大企业的津贴例外。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给此举安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号，“企业福利”，在石油行业、大规模农庄，还有国防承包业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许可以说，这种津贴对美国有好处，可它们必然会扭曲消费者惯常的决定。一说到对外贸易，保守主义者同样会放弃自由市场原则，转向部族主义，信奉零和意识形态：在海外生产的便宜产品，没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失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和制造业。20世纪，美国的历届执政当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扩大了政府规模，调高了所需税金。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众仍然对传统信仰念念不忘：为了让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必须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拒绝进化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常见的理由还在于，以为动物和人天性自私，经济就像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打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高举它的大旗，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人种理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教条当中。连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强化了这种他所谓的生命“角斗”观，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强、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战斗中活到第二天”。
这种生命观本来不见得会成为主流。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反驳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点。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克鲁鲍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亚蛮荒地区，他发现动物本性上其实高度社会化、协作化，他认为，这种生存适应性，在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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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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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鲍特金或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却并非异想天开。他承认，“不同物种当中都存在许多战争和灭绝行为”，可他指出，“个体的自我意识”诚然是人类本性里的另一“趋向”，“与此同时，还有同等程度、甚至更多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互相保护……社交与互斗，都是自然的法则”。
这有点儿像是要在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协作、贪婪与慷慨、互斗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可这种观点完全被斯宾塞、赫胥黎的观点比了下去，可能跟两者的发源地有些关系：英国的经济竞争更激烈，俄国的经济更讲究平等主义。由于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人们一早就把他跟自私/竞争的人生观挂上了钩，各方评论家惯例低估（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早期有关道德情操的著作。在这些作品里，他指出人同样具有群居性，有同情心和协作精神。
生命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照我们民间科学直觉的推断，一定有个聪明的设计师。同理，经济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倾向认为它需要聪明的设计师。这样一来，我们以为政府就是经济制度聪明的设计师。
然而，生命和经济并不是自上而下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天然形成的，脱胎于较简单的系统。应急理论和复杂理论（皆认为复杂系统源自简单系统）中都可找到这种解释的身影。生命与经济，跟语言、文字、法律、文明和文化一样，都是天然出现的，是系统自我组织的突现特征，无需聪明工程师设计的蓝图帮助。这种现象并不需要神或政府来解释。相反，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恰好说明，奋力求生、追求自身利益的个别生物和人，如何产生了复杂生态系统和经济的突现特征。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生态和经济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个别粒子、部分或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处理信息，学习，使行为适应变化的环境。
生态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在大型生物群落里，诸多互不相干的生物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大城市里诸多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分别以独特的方法尝试解决各自的问题，却在偶然之间一起发现了一条精确的解决途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条解决途径，其实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大范围现象）：复杂从简单中脱胎而出。其关键在于，我们的个别本性与进化系统的本性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我们自身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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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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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美国人自“9？11”事件后再度遭到震惊——巴格达城外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里传来的虐囚消息，暴露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里不为人知的阴暗面。穿着士兵服和T恤的美国女兵用狗项圈拉着伊拉克囚徒穿过走廊。一群裸体男人，羞辱地垂着头，两名美国大兵站在一旁，露出自以为是的胜利微笑……还竖起大拇指！一群裸体男人，难堪地挤在一间房里，头上罩着布袋，双手无力地掩着羞处。两个伊拉克男人在模拟口交场面。壮硕的士兵牵着两条比利时牧羊犬，正作势要放狗去咬惊恐的囚徒。此外还有新型的电刑场面：一个戴着头巾的男人站在箱子上，双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