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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少人多，各业兴旺，在土地吃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直线上涨。从20世纪80年代起，南远舟又开始了房地产买卖，风云际会，扶摇直上。1985年，他与人组织了天地公司，售卖新楼盘，很是赚了一笔。20世纪80年代末，天地公司已成为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业务也扩展到香港和泰国等地，还在伦敦、纽约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首都设立了办事处。
时至今日，南氏集团已经在海运、河运、塑料、化工、电子、房地产、珠宝等诸多领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南氏家族也拥有了数十亿美元的财产。
南远舟把自己几十年的商业生涯总结成了5点：
第一，“勤奋工作”。勤奋到什么程度呢？在16岁刚到香港的时候，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然后又要去学几小时粤语。即使在有了上亿财产之后，仍然能够身体力行，忘我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身为总裁，仍然要下车间、上海轮，到第一线去了解最基本的情况。
第二，“亲切待人”。要打内心里对人怀有善意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亲切，令人愉快。而令人愉快就是与人打交道的第一步胜利。这一点是他屡屡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他不是没有被人欺骗过，他甚至还被同行打伤过，但这么多年过去后，那些靠小聪明起家的人就往往败在小聪明上。现在，这些人没有一个比他拥有更大更辉煌的成就，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心情愉快。他从来不批评一线员工，发现问题，首先找部门负责人。他认为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制度。
第三，“敢于放权”。集团公司必然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部门，这些事情不可能完全由自己一个一个处理，因此放权是必要的。南氏集团的一位负责人曾说：“南先生的核心精神和做事魄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员工的信任。很多时候，几百万的款项不用南先生审批，经理自己就可以作主，事后汇报就是了。”
第四，“质量第一”。质量第一、童叟无欺的境界已成为南氏集团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南先生经常教导员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没有一流的质量，赢利就只能是暂时的。”在印尼搞橡胶生产时，他亲赴南美洲各地考察，挑选最先进、最安全的生产设备，回到雅加达之后，在整个安装、调试过程中，他必亲临现场指导；对产品质量检测更是严格有加。难怪员工们都说南先生既是总设计师，又是总工程师，还是总监工。
第五，“坚持就是胜利”。在南远舟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大大小小的挫折和失败比比皆是。“我就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成功主要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性格，而不是来自某一种具体的能力。”
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商业大亨，南远舟在生活上简直像个清教徒：从不抽烟而且不喜欢闻香烟，几乎从不喝酒，对咖啡和茶也不感兴趣。他习惯于喝白开水或矿泉水，在宴会上也不例外。他不讲穿戴，一套普通的西装就出入公共场合；在饮食上最讲究干净，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吃素，而且喜欢吃粗粮，忙起来的时候只要一碗面和一碗青菜豆腐就是一顿晚餐。
回想起在海外的日子，南先生不免伤感：“当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海外侨胞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就一天比一天自豪、自信和自尊。”
对于金钱，南先生提醒我们：要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它当作事业，但不能当作唯一的目标，否则你不但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而且也挣不到大钱。过于重视什么东西，就往往得不到那个东西，这一点，没一番阅历是体会不到的。
不会变通就吃不开
与南远舟的惊世骇俗相比，管光建的个人创业史就显得比较普通。事实上，这正是温州大多数创业者的一个缩影。
管光建的舅舅与外公早年去了法国，他以舅舅儿子的名义，于1979年去法国探亲，留在了法国。他老婆是通过过继给她早在法国的叔叔当女儿才得以移民法国的。管光建在中国国内上学，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没几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他给人做过皮包，自己也开过皮包工场，赚了不少钱。结婚后他花100多万法郎在巴黎北面的一个小城买了一栋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米、还配有一个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数年前，他又花200万法郎在巴黎庙街买下一间店面，用于销售首饰物品。他老婆和岳父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经营一间面积达2000平米的皮包店。后来他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都到了国外，大哥在西班牙，那个侄子也到了西班牙，大姐在意大利，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在巴黎，他们都是全家出来的。后来他父亲也到了法国。大哥和姐姐之所以去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弄到了居留证。
管光建目前的资产在千万法郎以上，在巴黎还购置了一套120平米的住房，拥有两辆轿车：一辆宝马，一辆雪铁龙。
管光建自己说：“我觉得，我们温州人文化素质太差。我们这里的温州人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了解法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与法国人交流，根本不可能进入法国上层社会。能讲得出这幅画怎么回事，说得出这段历史怎么样，人家才能与你对话，否则才不理你。我们温州人只知道埋头苦干，这种勤劳精神是法国人所没有的。但是只干活，不了解周围的社会和文化，是不行的。现在我也很遗憾，年轻时候没有多念几年书。小时候我学习英语，成绩很好，现在一句也不会讲了。”
管光建经营的首饰店头几年生意相当好，有七八个工人，近两年只有两个工人。店里的货，有的是从深圳、温州进的，有的是从香港、台湾进的，有的是他直接从厂家进来的。
竞争很厉害，以前一条头巾可以卖到35法郎，现在降到10个法郎。就在他接受记者采访时，隔壁一家店甚至以５法郎一条卖给人家。这样降价比成本都低，还能做生意吗？管光建痛惜地说：“我们温州人都竞相降价，结果就是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周围的温州人也有合起来做一番大生意的想法。管光建也想过，如果亲戚们每户都投一股，由他来经营，他肯定给他们做好，每年都有分红，赚的钱不会比现在少。他曾设想，如果他们兄弟联手，一个坐镇温州，一个常驻深圳和香港，一个在巴黎，那是相当好的模式。可事实就是合不起来。他说：“可能是我们文化素质差，大家太自私，只看到自己碗里的东西，达不到合作境界。没法，温州人生意是很难做大的，大家做点糊口生意而已。”
现在管光建做生意没有以前那么有冲劲了。
以前他想回温州开工厂，谈判已接近尾声，却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认为国内干事太没有规则。现在他老婆更不同意回中国做生意，怕他在中国又与另外女人相好。
“女人想问题都很现实，她觉得我们现在有吃、有住、有用，生活挺满足了。我想的有所不同，我觉得如果在上海、温州等地有生意做，我们回国居住，也挺不错。我在温州的有些朋友赚了不少钱，自己很轻松，一天夹个皮包，带着手提电话，东游西逛，周末去乡下游玩，生活如神仙，我真羡慕他们。而在巴黎做生意，感到压力很大，时刻要提防着上当受骗。有的顾客拿张支票给我们，一不小心，就上当，因为支票虽是真的，但要过50到90年时间才能取得到钱；有的顾客把东西选好，说明天有运输公司来取货，钱也不付，货取走后，过半年或一年时间才来付款。我们时时要应付这些伎俩。”
影响管光建情绪的还有他与儿子的关系。
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儿子，后面是两个女儿。儿子16岁。管光建16岁的时候，已经很懂事了，能独当一面。但他的儿子不行，对做生意一点儿不感兴趣。在法国长大的孩子，直来直去，不会像管光建他们那样灵活。管光建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那么不会变通，都按规则办事，一直往前走，不会转弯抹角。“在这个社会里，不灵活一点，不会转弯抹角，怎么行呢？”
管光建认为，不会变通就吃不开。因为中国人与法国人不一样，生存条件本身就差些，就得想法子。可是他儿子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性格还挺梗、挺倔，管光建对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也不愿多谈。
后来，管光建给儿子联系一所学校，离乡下那个家很近，是一所私人学校，教学质量相当好，但是儿子就是不喜欢去。管光建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不喜欢，而愿到离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的学校念书。管光建对他说，“孩子，如果你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一天在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早上要起大早，路上还不安全，如果你在附近上学，家里有点重要的事，叫你回来一下，你马上就能回来一趟，多方便。”管光建还向儿子许诺：如果他觉得学习有压力，他可以花钱请家庭老师来辅导他；如果他有女朋友，当老爸的也不会反对，上完课，他就可以出去玩。实际上，管光建觉得他的管教已经很宽松了，他希望儿子晚上11点或11点半钟能回家，不要太晚，外面不安全。
管光建经常告诉儿子，爸爸辛苦奋斗，拼命赚钱，都是为了他们这一代。花钱创造条件让他去学习，是为了他好，培养能力好出人头地。如果儿子学习有进步，管光建还答应他给买一辆高级摩托车。可是儿子怎么也听不进去。后来管光建劝他到巴黎念书，他也不愿意。管光建终于意识到，在国外成长的温州人的下一代已经不再是“温州人”了。
管光建想，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事业应该由儿子来继承。温州人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的。儿子就是与他闹别扭，对生意不感兴趣，管光建觉得很伤心。他说：“自己拼命干的事业没人继承，你说多可悲？我现在干活的劲头也就没有了。这也可能与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有关系。我觉得，人生过得真快、真快，一晃就到了42岁，现在越来越求稳，不像过去那样有冲劲。”
管光建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学习不错，表现也很好，小女儿太内向。管光建觉得下一代虽然法文比长辈们好，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但是儿女没有长辈们这样的奋斗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更没有他们这一代的创业意识，所以他们今后并不一定会比他们干得出色，很可能不如他们。
换句话说，下一代的血液里，那种“商业”因子正在渐渐消失。
新一代温州人表现出的种种迹象都在证明管光建的看法。他有点担忧了，他几乎是祈祷般地说：“但愿不要让我说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