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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世界上知名大企业的老总都是频频应邀外出讲课的。一个企业可以花很多钱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如果企业的管理、文化等没有可供人家学习借鉴的地方，是不可能被邀请讲课的。”
2002年5月26日，温州两大电器王正泰的南存辉和德力西的胡成中同时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畅谈改革。这说明温州模式、温州的民营企业及温州人的创新精神正在全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关注。
壮观的“温州热”
屈指数来，中国当代历史上至今已经出现了三次“温州热”，每一次都带来一股外来考察的热潮，每一次都意味着温州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权力圈中的地位变化，每一次都和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1985年，《解放日报》的一篇著名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奠定了温州模式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1986年随即被称为“温州年”。事实上，温州热的第一波浪潮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没有铁路和机场。参观考察团到温州，要沿着坎坷的国道线，一路颠簸到瓯江边，再等待数小时的汽车轮渡，方能进入目的地。但在这4年中竟有超过60万取经大军拥入温州，仅1986年一年就有副省级以上官员93人次到温州参观考察。新兴的农民城龙港镇，高峰时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24小时开餐，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温州的旅馆连走廊、过道、饭厅里都支起了临时铺位。
让温州人津津乐道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温州时发现，同天抵达温州的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他当即要求坚决制止参观现象的泛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中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这仅仅是温州热的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戛然而止。到1994年，第二次温州热带来的参观大军达到50万人次。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召开，首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其后，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温州视察，第三次温州热在意料中来临，并持续至今。
“拷问”温州
专家学者时刻关注着温州。
在温州瑞安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上，王洛林、董辅、吕政、周叔莲、张维迎、樊纲、钟朋荣等著名学者同时会聚一堂，实不多见。正是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锐地发现、提炼和拷问温州，把新生民间经济的粒粒火种播撒到全国。
“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在1986年对温州模式的总结至今仍然是最精当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他两度重游温州，对比今昔，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吴敬琏说：“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之后国家经贸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后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贸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吴敬琏说，“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增长级，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盘皆活。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却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他还称，希望各地也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大省。”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经济学家相继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比较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鸟一般在温州来来去去。在蔚为壮观的“温州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前去朝拜“民本经济圣地”的人们到底能学到什么？自1997年开始，曾经独具个性的温州模式被贴上了正统化的标签，全国的市场经济化浪潮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开始失去甄别价值。
“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思维无模式，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温州经济模式是难以简单拷贝的。但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却存在可以复制的可能。源于草根阶层的温州民本经济，其除旧务新、唯利是图、自力改革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注财富、温州的历史断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强的自觉意识，对于民本经济相对弱小的西部诸省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在这里，勇气与信心是学习的第一要素。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突涌的地方，都会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温州是异端的，因为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异端的。800年前，叶适与朱熹、程灏齐名，都是儒学主流，但叶适是“异端”。儒家诸圣强调利义冲突，而叶适则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学。叶适说：“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了此说，内陆城市以讲究贵贱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在温州酝酿。温州社会的主流从来就是以财富为中心。财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殊途同归。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图，有钱者尊。
“养蜂部落”南征北战
温州人说，我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温州人的思想深处印刻着一个鲜明的观点，拥有财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而温州人则开始了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南征北战。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小商小贩只好打擦边球——虽然各地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尚有生存空间。于是，从温州涌出数不清的小商小贩、修鞋匠、长途贩运户。
当时，温州出了无数“养蜂部落”，上万温州养蜂人乘着火车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温州人真的在为养蜂事业这样居无定所地漂泊！秘诀是，当时国家政策重视农业，而养蜂属于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出了里面的市场空间，灵机一动，搬着几十箱蜜蜂赶火车奔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同时利用蜂箱偷偷搞紧俏物资的贩运，把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去卖，再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卖……
长途运送蜂箱火车票价格低得不能再低，温州养蜂人就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涨了起来。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异端”使温州一直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温州人至今称道的是，温州虽然历经上方“拷问”，但几任市委书记，无不尽显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8月正是台风季节。1981年8月，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轻车微服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级，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要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
多年以后，袁芳烈回忆说，那时他自己感觉好像是掉进了“敌占区”。
温州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没有“政治觉悟很高”的群众，到处都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和汗流满面的农民推销员……年轻的市委书记决定迅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随即，温州乐清柳市镇8个重要的个体户成了第一批目标。这就是民办短途邮电的“邮电大王”、做广告信息的“目录大王”、购销旧货加工的“旧货大王”、购销低压电器的“机电大王”等“八大王”。1982年初，借着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东风”，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把八大王抓了起来，其中7个被判了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
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温州仅有的一点国营厂矿更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年第二产业竟然出现负增长——割尾巴割得温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疑惑万分的袁芳烈开始深入实地调研：在瑞安塘下镇一间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间屋和5台简易机器，老板和工人就是一个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5台机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纯收入达6000元！
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个这样的老太太，温州的经济总量会增加多少呀！温州，就是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劝谏着它的市委书记。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场作坊、10万走南闯北的农民供销员、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机制，让袁芳烈彻底改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来温州不到一年，他就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
没料到，这个代表大会的请柬发到许多“两户”手中时，竟被视为又是一个“严打”信号，许多接到邀请信的专业户重点户心情悲壮，以为此去就是“鸿门宴”。有人甚至准备好了坐牢的行囊，与妻儿挥泪而别。但是，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温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来自温州各地的“赚钱英雄”。前来赴会的“两户”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的第一声长鸣！
从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温州民营经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同时袁芳烈也在用这种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错了。果然，经过公检法三家联合复查，发现“八大王”的经济活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一位温州老人告诉记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为他犯错误后敢于在任上自纠。平反“八大王”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