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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还不行，还要切实遵守和执行。那么中国为什么今天出现这么多有法不依的事情呢？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是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法律从来都是约束治理老百姓的。所以，从习惯上讲，这种国家有着浓厚的特权意识和不平等待遇意识。一旦在权和钱方面拉开了距离，待遇也就发生了变化。法律待遇往往是对穷人一个样，对富人一个样；对当官的一个样，对老百姓一个样。在权大还是法大、钱大还是法大方面，中国人今天始终没做出明确的选择。
面对这种现实，除了在加大立法和立权方面的工作，另外需要做的就是观念的改造和习惯的改变。我认为一个国家最强大的不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是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几千年流传和形成的行为习惯是最难改变的，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制度。不要看今天的中国人穿着西装扎着领带，或者穿着警服戴着大盖帽，一副现代派头，但如果从灵魂中、从心灵深处剖析，仍和当年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封建时代没多大区别。这就是民主、法制和公平、平等难以在中国实施的根本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治国首先要治心。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经济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还要在改造我们国民的心灵、灵魂和生活习惯上下工夫，还要在培养民主精神和民主习惯上面下工夫。习惯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的。民主法治的习惯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培养，是很难在一个国家形成的。没有精神习惯、思想习惯的转变，就难有司法和行政习惯的转变。
因此，中国今天的社会始终没走出思想启蒙时期，说白了，就是我们距离真正的民主政治还差很远，还要在观念深处打破禁区搞突破。谈国民待遇实际上就是谈公平和公正。这些年笔者主要是搞经济观察，关注发展比较多，谈论公平比较少。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观察视角和兴趣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并且越来越感到没有公平的待遇，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成问题的。中国当前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确立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才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由于职业的关系，本人的写作风格和模式肯定与学院派的先生们不同。职业不同，所追寻的目标往往也不同。学者们出书为的是评职称，为的是给圈内的同行们看。学者们出书是为了显示看了多少书，有多少出处和注释，就意味着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学问。所以，一本书下来，注释部分能占三分之一的篇幅。
本人写书与职称毫无关系，与头衔毫无关系，只是探讨一些自己想谈的事。引经据典式的研究留给学院派的学者们去搞吧。本书关心的更多的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研读的更多的是社会这部大书。可能这就是本书的风格。
在我的床头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本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本书都是自己喜欢的书。但就风格来说，我更倾向于《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有的地方语言和思想精彩之极，但内容部分无一处注释，页面素朴无华，只是在文章后面加了一些说明。而《论法的精神》，每页的下面都是注，有时注释的部分能占到小半页。同样的学者，同样的学术著作，到底要怎么写？很值得当今中国学者思考。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高度发达，人类的语言也跟着发达到一种难以理解的专业化程度和抽象化程度。现在有些学科的语言已经非常难懂了，已经演化成完全的抽象文字符号。一些所谓的最高权威们就是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抽象语言在制造一个个学术王国。写起文章来就是搬弄词语，特别是搬弄国外权威的话语。似乎不引用一下某个外国专家的话就显示不出自己的学问。当一些大师级的权威津津乐道地喷吐那些玄而又玄的专业术语时，那些还没进入这个王国大门的年轻人往往以能运用这些符号话语为荣耀。直到他们讲出来的话让老百姓看不懂，直到自己以为所做的学问已经高深莫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理论学说繁多的时代，众多国外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使你无所适从。许多中国学者迷失在爆炸的知识体系中。你要是不在大学或研究所里待上几年，看过几本外国权威们的书，你就没有参加讨论的话语权力。前些年看社科院文学所孟繁华先生的书曾经见过一个词，叫“失语症”，可能意思是指不会说话。要研究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搬弄一套语言，要是不会这套语言就别说话。有的人一写文章，就要掉到国外学者已构造好的语言符号及思维体系中，就要沿着外国大师们的思想阐述问题。其结果所写出来的东西，除了本圈内的专家可以看懂，一般的学者看起来也十分困难，更别提小老百姓。也许只有这样，这些专家学者们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学问出众，语言出众。
有位出国的朋友曾写过一篇辛辣的批评文章，讽刺国内的这种现象。文章是这样说的：“我不得不承认，阅读诸公的作品对我是个痛苦的经历。特别是阅读一些人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折磨。我不明白，作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之士，怎么似乎连汉语都有点生疏，不是翻译作品胜似翻译作品。这还不是唯一的痛苦，更痛苦的是，他们如果不引用某个外国人的话似乎就开不了口，常常是连篇累牍的引语，读完之后，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他们的论证方式也让我痛苦。主张一种观点，论证方式就是某外国学术权威早就主张过；反对一种观点，只要说出哪位外国权威早就否定过，就可得胜回朝。为了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拿伯林打柏克来旁敲，就是拿卢梭打洛克来侧击。满篇不是马克思就是马克斯，不是柏克就是伯林，不是哈耶克就是托克维尔，不是哈贝马斯就是罗尔斯，烦死你。”这种批判无疑对国内的恶劣文风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行的官营学术体制更能产生这样的抽象语言大师，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容易玩文字游戏。在文坛积弊日深的情况下，文风的改革、语言的改革真是迫在眉睫。今天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是否要再读读毛泽东当年写的反对老八股？学者脱下长袍用老百姓的语言说话有什么不好？非要换一套词语、换一套面孔才能显示自己的教育和身份吗？不可否认，近些年里，中国人中接受国外教育的人多了，大量的外国词汇和语言也被带进国内。但这些语言要进行消化，不能让国内读者囫囵吞枣。
关于本书的内容，除了要探讨一下待遇现象、待遇的起源，追溯一下历史上的国民待遇，更主要的是想清理一下当前我国有哪些不平等、不公平的国民待遇，以及应当怎样合理地追求待遇。有可能的话，再做一些国际间的比较。影响国民待遇的因素有很多，诸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府的政策、各项法规，还有在执法和行政中官员及具体负责人。另外，风俗习惯、传统意识、生活方式等都会国民待遇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需要进行一些探讨。
目前社会上值得关注的不平等国民待遇有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城乡问题、农民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发展战略问题、中小企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反垄断问题、教育问题、进出口贸易问题、社会团体问题等。可以说在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国民待遇，有国民待遇就有平等与不平等问题。待遇问题无所不在。好在国内似乎还没见到哪个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系统的论述。那么现在就让我不揣冒昧，做一点小小的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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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待遇的起源及等级社会的形成
1，国民待遇的历史形成
探讨待遇的起源及形成，若从自然界观察，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就是动物世界的待遇法则，生物链是自然界的待遇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现象，是动物和生物界的自然待遇。在动物界，待遇一般都与力量有关，体积大和力量大的动物享受吞食力量小的动物的待遇。
有个电视片拍过猴子社会的待遇次序。猴王是权力和权利最大的猴子，也是猴群中力量最大的猴子，他可以优先占有他所看中的母猴，甚至在获取食物方面他都有优先权。当然，猴王也尽一定的义务，如保护猴群、选择生存环境等。猴王之所以获得特殊待遇，主要是猴群有需求。但猴王的待遇随着他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一旦他年老力衰，就要被另一更强壮的猴子所代替。这时的老猴王受到的待遇便不是被尊重，被拥戴，而是被欺凌，被虐待，直至被推到水中淹死。通过这个电视片，可以看出猴子社会是个很势力的社会。不仅猴子社会，整个动物圈都是一个凭力量来生存、来获得待遇的世界。
人类社会进化的初期肯定也是由力量和智力支配的社会。私有财产的出现，肯定与力量有关。力量大的和能力强的人和部落，所获得的剩余就多，在群体中获得待遇也高。所以，自然界和人类的早期社会所遵循的规律是优胜劣汰。现代政治科学中有“权威主义”一词，是相对民主主义而言的。现代政治科学一般把各国的政治制度分成民主政治、权威政治和极权政治，其中的权威政治便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即靠力量、靠威望来统治的政治。可见即使到了当代甚至再过多少年，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也消失不了。
靠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待遇还表现在被统治者身上。譬如，在奴隶社会，一些奴隶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自由人？是因为这些奴隶身体好、技能好，积累下了一定的私有财产，最后用财产赎买了自由民的身份。赎买自由民身份的史实，在古希腊、古罗马和近代美国都可以见到。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好象不明显，更没有体现在古代文学著作中。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2001年4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了这种现象，并指出奴隶社会最后崩溃的原因是奴隶主无法掌握奴隶本身具有的劳动力，只好对奴隶实行多劳多得的管理。这种待遇使那些体力强、技巧高的奴隶积累下了可观的私有财产，最后用这些财产赎买到了自由民的身份。奴隶就是这样获得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就是这样得到了发展。
奴隶为什么要接受奴隶的待遇？主要与暴力压迫有关。直到美国南北战争前期，这种对人身施加暴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力量的强弱甚至肤色的差别导致的不同国民待遇，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在奴隶时代，人际间的关系主要是靠暴力来维持，部分靠法律来维持。社会越进步，文明越发达，暴力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越小。到了现代民主社会，维系人们关系的主要是法律，暴力渐渐退出人际关系的维持地位。这就是法的社会与暴力的社会的区别。
但是，等到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单纯的人力远远比不上大自然的神力，恐惧上天、敬仰上帝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迷信在一段时间理主宰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划分为神的时代。例如中国的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