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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非常原始的金融意识的指导下跛足前行。除非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对困扰绝大多数房主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将持续不断地遭受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打击。
由于引发这场次贷危机的那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对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广泛深入的检讨，这是一个十分发人深省的现象。当市场开始滋生泡沫，而且泡沫已经开始破裂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他们将要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危机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自我保护，而且持有的还是风险非常高的千篇一律的资产组合，当他们失去工作或者病倒后，风险就有可能将他们彻底毁掉。
这些问题被某些人看成是金融系统的一种必然属性，而系统本身又被认为是一种不受任何改革影响的封闭体，就像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而那些成功的体制改革成果，比如在新政时代推出的改革措施，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被广泛认可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基础性的体制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建设新的制度基础，启动建立一个更有保障的经济环境所需的改革过程中，次贷危机无情地暴露出有关领导者对这一部分内容是如此缺乏想象力。本章将提出这类体制改革的一些切入方法。
讲究技术
在一开始着手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哪些技术可供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是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对于次贷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持续发展中的电脑，数据采集及处理能力，“聪明”的技术，以及快速、廉价的通信方式，都为实施好这些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修正经济体制基础中一些耸人听闻的偏差——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间，我们的知识体系在金融数学领域出现了令人十分惊喜的进步。金融数学理论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让我们可以挖掘出风险管理技术所具备的全部潜能——特别是当这些技术应用于十分广泛的范围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得所有这一切想法都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达什么地方，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寻找机会来使这些金融技术提高人们的福利。
金融数学理论帮助我们了解金融合同的双方怎样从合同中获益，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优化双方的分享机制，以保证全人类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能得到增加。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那些针对危机的政策建议出现矛盾和反复无常的情况（例如固执地坚持对那些没有经过认真考虑，也没有合理动机就莽撞入市的人进行救市行动，或者是站在“另一边的岸上”为救市行为买单等），我们就必须依靠这个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在代理制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代理制理论解释了怎样激发代理商尽可能地按所有交易参与方的利益行事，而不只是考虑代理商自己的利益。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怎样通过构建金融体制，正确平衡各方的动机，从而将道德风险置于控制之下。
在相似的脉络下，人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神经生物学——也正在大跨步地提高我们对人类精神层面的了解，而且这些知识现在也正被应用到金融和经济领域。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对为什么人们会犯下这些经济错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清楚怎样去构建新的体制来帮助我们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错误。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发展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学科包括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守旧的金融理论学者拒绝接受这些革命的成果，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他们的数学模型失去作用。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这些革命为他们的模型的成功运用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否认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对金融理论的重要性，就如同物理学家否认摩擦在牛顿力学中的重要性一样让人匪夷所思。如果牛顿力学只能在摩擦可以被完全忽略的领域应用的话，那么它的应用领域大概只能是在航天领域。一旦我们在这个理论中加入摩擦的理论，牛顿力学就适用于解决地球上的问题了，而且也成为了为改善我们日常生活质量而设计机械设备的工程师们的基本工具。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与上述情况具有可比性的情况，因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在金融工程领域的巨大进步。
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机制来解决世界现在正面临着的很多基础性的风险问题。但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注意到的，只有对制度基础进行革新，通过稳定扩大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住房的所有权的范围，推动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目的才可能得以实现。
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整套改革的建议方案，供领导人——政府的、民间的和商界的，包括美国和海外各国的——借以为住房市场以及其他资产市场铸就一个新的体制基础。归总起来看，本书中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措施与新政时代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失灵所进行的改革的精神与内容，以及其他制度性改革动议（比如为保障国际间银行系统安全而进行的《巴塞尔协议Ⅱ》改革）遥相呼应。
由于这些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与过去我们实际情况相比较偏离得比较大的现象，因此，开始时出现一些怀疑这些建议根本不可能进入实施阶段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金融史是在一次次周期性的出现方法上和形式上大突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些突破通常都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比如说大萧条期间出现的新政时代的创新。
我这里所建议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进行过小规模的试验，而且所有的变革都明显具备可行性。整套改革的净效应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抗压作用，在体制构架内建立起更大的稳定机制，使买方和卖方的业务交易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那种你死我活式的投机方式。
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
积极筹划一套经过改进后的信息基础设施——个人和企业管理他们金融事务时所依赖的信息基础工具——不仅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同时也是一项很好的经济活动。根据经济学理论，可以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件给全体大众带来益处的好事，而且已经出现了由私营企业来提供的趋势。此外，信息的缺乏会产生系统效应，这种系统效应是政府应该尽力去避免的外生性负面影响。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对改变导致投机泡沫产生的社会传染和信息串流的发生机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政府对已进行过根本性改进的信息基础架构进行大力推广，将会促进我们最近这些年在信息技术和行为金融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资本化转变。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前途的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在实际运用中一直不尽如人意，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合理的人类工程学的原则进行设计。举例来说，被称做是金融引擎的金融规划网站的使用情况就相当令人失望。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人们在对重要的金融事务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太可能仅以电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作为依据。在对自己的金融行为进行重大改变之前，他们必须跟某一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行为金融学为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教训。
在本章中，我考虑了6种主要的改进信息基础设施的方式：推广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建立消费者导向的政府金融监管体系，采用那些默认的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惯例及标准，改进有关金融证券的信息披露手段，建立全国范围内经过精心处理的关于个人经济状况的大型数据库，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
那些取得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低收入者随时都面临着利率马上上调的可能，他们基本上注意不到这类按揭所隐藏的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的风险。他们对存在着的真实风险——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为这些按揭取得再融资——根本没有一点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动力来促进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流渠道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因此，这些新加入进来的住房所有者在不经意间就承受了惊人的风险。
金融咨询类杂志实际上已经对这些风险进行过报道，因此，当那些拥有较高收入的这类杂志的订阅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并几乎是一面倒地转向常规的固定利率按揭时，很多低收入人员被留在了个人的悲剧之中。
要想改正这个公众教育方面出现的失误，第一步是通过制度建设把这种广泛的金融咨询服务推广到能覆盖每一个人的范围，这样就可以确保所有人员（而不仅仅只是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士）都能获得这些资讯的支持。大多数金融咨询业者都不重视中等收入及低收入这个范围内的顾客，因为金融咨询业者赚钱的方式主要是按照所管理资产的比例收费，或者是在证券买卖过程收取佣金——也就是说，只有富有的客户才能给他们带来期望的收益。为了高效并以赢利为原则管理好他们的业务，很多金融咨询业者对他们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必要的瘦身，把自己的业务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比如资产组合管理咨询和税收策略咨询等。
大多数人都非常需要获得广泛的基本金融咨询服务，而且需要从有资历和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那里获得这种服务。很不幸的是，只有富有的人才有能力支付得起这种咨询服务。
对于这种状况，解决的方法之一是金融咨询师也采用其他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和会计师）同样的计费方式，按固定小时费的方式收取服务费。全美个人金融咨询师协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它要求它的会员咨询师签署一份信托誓词，保证不接受在金融产品的销售或推介过程中从第三方获取的报酬。但这个组织现在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没有加入该组织的金融咨询师大多数都拒绝转向这种方式，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一类型的咨询服务需求中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价格的还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留给低收入人群的咨询服务都是有偏差的服务。举例来说，当他们作为住房购买者时，一般是与房地产代理商和按揭经纪人打交道。房地产代理商代表房子的出售方，因此他的动机就是希望房子卖到一个好价钱。按揭经纪人的动机当然是希望安排一个较高利率的贷款。此外，按揭经纪人通常会以帮助客户获得最好的按揭利率的面目出现，但客户可能不了解的是，他们是从放款方收取费用的。
美国政府一直奉行鼓励金融咨询的政策，规定这项费用可从应缴税额中扣除，但这个扣税政策起到的作用只是鼓励那些高收入人群利用金融咨询，而那些低纳税等级的人本身不大可能从纳税列项扣除中获得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通常他们也不会采用。另外，金融咨询费从应缴税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