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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中国传统中商业倒是和欺诈密不可分的，打击商人常
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但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打击
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记录，直到近几十年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多次出现过打击
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的非理性行动。其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到那时才看
出商人对社会的贡献。
美国讲究诚实和信誉的精神，通过一次考试安排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
象。我参加了一门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在期中测验时教授询问同学们什么时
候大家有空来参加测验。可是全班 16 名同学竟凑不出一个大家都合适的时
间，最后教授决定分两次进行，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五下午。
我参加了星期三的测验，令我惊讶的是竟没有人监考，教授发完考卷就回办
公室去工作了，考场上没有任何人交头接耳或翻书偷看。更使我惊讶的是星
期五的试题竟和星期三的一模一样。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考试舞弊的现象
时有发生。社会上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我回国
之后一个月内就“被迫”说了一次假话，那是我想买一本火车时刻表，而时
刻表只有在北京站二楼才有卖，但进火车站必须凭当天的有效车票，而我没
有，当我往里走被问到有没有车票时，我随口回答了“有”，幸亏把门的人
没有认真，否则不但时刻表买不成，恐怕还要挨罚。从这个例子中我悟出一
点道理：一个社会内如果条条框框太多，有时甚至多得彼此冲突，人们就会
试图用说谎来逃避管制；相反，如果条条框框很少，说谎而逃避管制就可以
成为一件严重的过失。当然在特殊的情形下，说谎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例如，
为了安慰病人而不告诉他实情，就算不上是什么坏事。但为了逃税而说谎，
则是把自己应该负担的经济责任转嫁给了别人，是损人的行为。至于缺斤少
两、以次充好、赖账不付、毁约失信等更是损人利己的缺德行为。我们可以
归纳说，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不大可能做坏事，反之，一个经常撤谎的人，你
就必须对他加以提防。所以诚实乃是人与人相处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人类从事交换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但商业以贱买贵卖为特征，始终
和欺骗难解难分。直到近一二百年才出现以信誉至上为经营方针的商号。而
将诚实守信作为道德第一要素的社会风尚则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改革十
年来我国的商业活动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信誉并未成为经济活动的原则。相
反，流行的倒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的分析是：当欺诈流行而诚实
成为稀缺品时，按经济学的一般规律，稀缺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在漫
天要价的集市中如果出现一家不二价的诚实商号，他立即可以占领大部分市
场，赚得巨大利润，并使其他商贩黯然失色。而常见情形是，正因为害怕其
他欺行霸市商贩的拳脚交加的报复，没有一家商贩敢于冒险成为诚实商号，
于是市场风气只能继续以欺诈为本。
在整顿经济中，整顿市场是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可是市场如何整顿？既
要保护商业的继续发展，又要打击不法商贩，其界限何在？从根本上说，解
决经济活动中的是非标准恐怕是市场活动长治久安的一项基本建设。
小结：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与传统观点，有一些细微的，然而又是极重要的不同。这种不同主
要是突出全社会的利益。诚实与守信能给市场经济带来整体利益。
32．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下）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
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
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
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
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
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
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
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
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
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
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
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
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
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
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
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
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
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
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
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
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
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
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
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
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
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
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
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
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
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
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
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
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
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
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
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
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
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
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
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
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
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
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
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
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
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
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
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
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
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
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
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
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
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
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
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
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
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
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
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
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
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
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
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
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
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
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
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
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
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
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
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
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
衡的人生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