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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说简单，就一句话：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功，靠的是实践，靠的是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特别是赶上了改革开放。
我的历史，是用苦和干写的。和我的大多数同龄人比较，我吃的苦、受的累、经历的事要多得多。这就是我的“背景”、“秘诀”。
如我在本书前面所讲的，我一生同砖、瓦窑结了缘，生产砖和瓦，都要在露天坝顶着太阳和泥、打坯，在燃烧着的窑里搬砖、装坯，是“火热”的事业。在三百六十行中，是最劳累、最艰苦的行业，我就是从这个行业中干出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有一座机砖厂，它是我的“根据地”，我靠机砖厂发家，至今仍是我的财源之一，我以自己是个同烂泥巴打交道的烧砖工而自豪。
1993年8月，我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办理赴美国考察的签证。
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办签证的官员，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能当总经理？”我确实年龄不算大，才29岁已有了我自己的企业集团公司，还是广东省级私营企业集团。不过这话也问得太怪了，我填的那一大摞各种表格就摆在他面前，明知故问不说，问得也绝，难怪别人说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中国通”啊！
我听他这样问，随口就回答道：“打工，打泥工！”我怕他听不懂这句客家话，又用普通话补充了一句：“烧砖窑！”
听我这样回答，美国人笑了笑，接着像聊天一样，问了几句别的。我看他挺客气也和气，不像传说的签证官那么可怕。
他很快给我签了证，签的是“多次出入境”。据说在同行的代表团中，对我是优待。美国人怎么看我，给我怎么签，我无所谓，但我对美国人说的是真话、实话，我是泥工，是烧砖窑的。
说起来也真有意思，我怎么一生都跟砖瓦窑结了缘呢？14岁就到河南邓县的瓦窑上干活；第二年再去邓县，是以“烧窑师父”身份去的，虽然最后“败走麦城”，但是烧过瓦窑了；1982年南下广东，就一直在广州、海丰机砖厂干活；后来到广东惠阳的淡水，还是从砖厂干起……
在太阳晒、炉火烤的“火热”事业中，我不光学到了机器制砖的一整套技术，更重要的是磨炼了我的意志，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怎样做人……这些，都是课堂上、书本中没有的，只有在社会大学里才能学到。因此，我并不后悔没有足够的学校生活，这种不足，已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成倍的补偿。
我到广东，是因为欠债被迫出来的，是躲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一走了之，我一开始就是想出来挣钱还债，别人说我完了，骂我，是因为我还不起债，我就是要争这口气──把债还清！因此，从到广东打工的第一天起，我就尽可能地节俭，过的是最简单的生活；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广东的冬天不冷，在砖窑火烤着还热呢，平常也用不着穿衣服，不论干活还是回到工棚，长年只穿一条裤衩；吃饭是自己买米在窑上煮，那是真正的“吃饭”——没有一点儿菜，顶多弄一点盐水……我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钱全部积攒起来，凑成整数寄回家还债。第一个月“出粮”（广东话发工资），我就寄回家120元！在广州市郊的时候，我每月虽然还挣不到200元钱，但是除了买米我没有任何开销，多半用来还债。第二年到了海丰的机砖厂后，当了工头，挣的钱多了，我还是首先还债，这年我已把在家乡的欠债全部还清。家里来信说，人们对我的看法已经改变，不仅没有人再骂我，反而得到了别人的称赞，说我有骨气、有出息、能干……邻居中的青年人，向我家打听我的地址，纷纷到广东来投奔我。家乡实在太穷了，从在广州郊区开始，在海丰、在淡水，通过我找工作的乡亲，不下百人，我办起公司以后，几百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特别是广安人。开初，我并没有想很多，也不懂有多大意义，反正是我找到了饭碗，有老乡来我尽量介绍，有饭大家吃嘛，自己当了老板，就尽力安排来求职的老乡。后来，听到一位四川省的领导人说：“贫困地区一家人中有一个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一户脱贫！”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意义啊，几年来，在我公司打过工的四川老乡，先后也有数百人！我感到高兴，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而且也为乡亲们脱贫尽了一份力。
还清了欠债，了却了一桩心事，乡亲们对我看法如何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卸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压力，一身都感到轻松了。我虽然从小就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但也有我的欢乐，而我的最大欢乐，就是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的收获，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是很爱说“争气”、“争光”吗，如何争？我认为：靠自己！只要能努力，只要会努力，终究会有收获。
我第一次尝到了收获的欢乐。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家乡广安是我的第一个课堂。
所以我始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照此做人，注定成功；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我的出身是世代农民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农民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农民观念，注定要影响我一生。但我不能完全被其束缚和限制，尤其在开拓事业上。
父亲刘凡元，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劳动一辈子，一直到1989年走完了他61年的路。他对农活样样精通，一生勤劳节俭。不管他怎样地勤巴苦作，还很难求得温饱。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他像大多数农民一样，每次都是积极分子。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他苦苦耕耘了几十年，仍然无法抵抗天灾人祸，不能改变贫穷面貌。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他患了浮肿病，险些丧命；1976年广安大灾荒，他又一次被死神召唤……他活了下来但留下了病根，最终死于癌症。
作为传统农民的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包括“黄荆条子出好人”、“不打不成材”等等，我便是在父亲的这种严厉教育下度过的童年。父亲是“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
由于我生活在传统的农民中间，懂得他们是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对待事物的“亲见主义者”，对他们说得再多再好，不如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这种观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从小就讲实在和实干。这种实在、实干，使我一生受益，我的事业正是实干出来的。我相信，现在家乡的父老兄弟看得起我，并不光是因为我捐钱为家乡修路，盖学校，而是看重我的人品，尤其是我讲实在，试想：如果我出走广东后，一走了之，不把债还清，人们将对我怎样看？恐怕怎么解释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也为了教育我公司的员工、有志气、讲实干，我特地请人写了一幅古语条幅，挂在我的办公室：“有志者，事竟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记者、作家们采访我时，常问我：“企业精神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把我公司的“企业精神”正式提出来，我还在酝酿、琢磨，希望更完整、确切，更符合实际。但上面这几句话，是我对自己和对员工的希望和要求。
从社会实践──“我的大学”里，我学会了我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忍耐！
在我开始砖瓦窑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年纪还小，身体也瘦弱，别的孩子在那种年龄，正背着书包上学，甚至还在爹娘面前撒娇呢！我不仅要忍受体力上的劳累，还要忍受精神上思念家乡和亲人的苦痛，我想哭都得背着人，一个人偷偷地落泪。这对一个少年，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和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的，我做到了。
在我流浪福建途中，饿得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时，偏偏卖盒饭、点心的小车从我面前过来过去，满嘴流口水……我照样能忍耐！
在我买“猪儿摩托”做生意失败以后，还不出别人的钱，债主想怎么奚落就怎么奚落，要咋个骂就咋个骂……我得忍耐！
在我到广东打工的初期，干的是又重又累的活，挣的钱却少得可怜，这还不说，更要看老板的脸色，稍不小心，或者老板看你不顺眼，就炒你的“鱿鱼”。最使我揪心的是，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脏的活、臭的活、别人不愿干的活，就找打工仔干，我脑海中永远都记得这样的一幕：
一处下水道堵塞了，满街都是臭水，当地的清洁工人不闻不问，行人绕道走一边，最后有人在街上叫住两个扛铁锹的打工仔，一听口音便知是四川来的，他们没有找到固定工作，每天踯躅街头打“零天工”，生活得不到保障，饱一顿饿一顿，什么活他们都愿干。
雇他们的人说：“把这段下水道搞通，给你们20门（元）。”
两个打工仔相互望了望，嗫嚅地问：“一个人20元？”
“想得好！20门干不干？”那口气哪儿是在雇工，而是在施舍，在恩赐！
两个打工仔光着脚站在臭水中，整整干了一天，满身溅着污水，甚至头脸上也是脏水污泥……
这就是20元的代价。
要吃饱肚子就要挣钱，掏粪坑、冲厕所、钻下水道……干不干？不干可以但没有钱！为了钱不仅要下力，还要忍气吞声，这是我最受不了的，一开始打工心里就憋着一股气，暗下决心要争这口气，有朝一日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虽然干的是别人不愿干的粗活、下力的活，被别人瞧不起，但是，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是用劳动挣钱，凭力气吃饭，我绝不自暴自弃，看不起自己，我还经常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老板，甚至要超过这些人。不要看我嘴上啥也不说，咬着牙在忍受，可我心里从来没有服过，我绝不甘心自己一辈子受穷，永远低人一等，我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你能干的事儿，你能当老板，我就不信我办不到！
外表上我在默默地承受、忍耐，心里却在想：我要拼命地干，我要干出个样儿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觉得受苦、受累和受气，对一个人是好事，尤其是对一个想取得成功的人还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磨难，“好事多磨嘛！”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我讲不出太多的道理，但我们都看过电视片《西游记》，唐僧去西天取经，硬是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八十难也不行。这个故事生动地证明了“好事多磨”，神仙都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人，特别是我这样的来自最底层，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要成功一番事业，不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休想达到目的！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怎样对待艰难困苦
要经受许许多多艰难困苦，怎样对待艰难困苦，都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能学到的，要在社会上、要在奋斗中——在“我的大学”里才学得到。
如果说，“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父亲，那么“我的大学”的第一个课堂，便是我的家乡广安。
我对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