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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第一次就挣回一笔“巨款”，那是个什么数字？整整70元。
这笔钱使一个7口之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下雄心壮志。
《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道：“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当老板的，特别是现在许许多多‘下海’的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当老板，但是当老板很累……”
“您是老板呀，难道您不怕累？”那个记者抓住话题追问，当记者的大多数都会盯住他认为感兴趣的话。
我回答的是心里话，可以说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是我的人生观吧，我说：“人还是活得累点好！”
“新鲜。”他笑了笑说，“时下，不少人在感叹活得太累，您倒相反，有意思。”
我们俩就人的生活态度，还谈了不少。后来，他写那篇对我的专访，便是以《活得累一点好》为题目，发表在1994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有时候就想：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人，能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炼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就说紧张吧，我们这样的私人老板，真是够紧张的，自己办公司，啥事不管？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来不是8个小时，至少要翻一番！我是早已经习惯了，闲了反而不舒服，不过人不是机器，这要会利用时间才行，会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要不然你就是钢筋铁骨，长期这样也吃不消。
我不管再紧张，也会抽时间，忙里偷闲，去跳舞、卡拉OK，使绷紧的神经放松放松。
我的车上总有几盒CD唱片和录音磁带，传统歌曲、流行歌曲都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盒，上面有我非常喜欢的歌——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现在，我已有一个舒适的家。按照我们中国现代的标准，我的家算得上是豪华的，有花园、游泳池和中央空调，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世界名牌轿车……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也称我是“大老板”、“大富豪”。但是，每当我听到台湾歌星潘美辰的这支歌时，无论我默默地听，还是低声跟着哼，不知不觉地双眼湿润起来，甚至落下泪珠。这支歌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少年时代的贫困日子，我是多么想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家啊！“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因为家庭贫穷，生活困难，逼迫我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挑起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我虽然有家却要离开，有家也不能回！
1978年我14岁，由于交不起仅仅只要两元钱的学费，被关在了学校门外。其实，我不能继续上学，还因为广安在遭受过1976年的大灾荒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吃树皮、观音土，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惨景，使人们心存余悸。我们是一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5人的7口之家，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十分沉重，家里不仅没有大米下锅，就是糠菜杂粮也不够吃，全家受到饥饿的威胁。求生是人的本能，不能坐着挨饿等死！为了找碗饭吃，我只好离开家，跟着姨父到很远的河南去求一条生路。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是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那时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现钱哟！
姨父是烧砖瓦窑的手艺人，在农村叫“五匠”，他敢偷偷地到外边挣钱，已是不安分的人了。我这样小的年纪也跑出去挣钱，在四乡八里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看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实在是肚子饿逼出去的，起决定因素的是我胆子大，敢干，不甘心困死在山村。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2）
我要去的河南，在我心目中，是个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根本不晓得它在东南西北！反正是迷迷糊糊地跟在姨父的屁股后面走，步行，坐火车，搭汽车，几天之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邓县。好陌生的地方啊！说话的口音大不同，有些话还听不懂；吃的主要是面食，对吃惯米饭、红苕的我，很不习惯；连气候也不同。我离家的时候，四季常青的家乡，已经桃李盛开，山花遍野，是暖和的春天了。可是邓县，还是天寒水冷，湍河、白河上结着薄冰，在温和气候中生活惯了，乍一到冰冷的地方，很不是滋味，冻得一身都不自在。特别使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小伙伴，我得像个小大人那样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初次走出家门，我第一次尝到了孤独和寂寞！
姨父把我带到了一家砖瓦窑上。我那样小的年纪，在砖瓦窑上干活，干的是非常重的活路。我那阵儿身高不到1。5米，体重六七十斤，又瘦又小，不像现在膀大腰圆，连肚子也腆了出来。在窑上干一天活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痛，一躺到用麦草铺的床上，动也不想动了，可是不动咋个行呢？对东家来说我是打工的，对姨父来说我是学徒。姨父答应带我出来找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离家的时候，父母亲一再叮咛我：“要孝敬师父，要勤快！”师父师父就等于“父”啊！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只有咬着牙干，从窑上干完活下来，还要洗衣服、煮饭、打水、扫地……
白天过于劳累，加上气候冷，刚到的一段时间，晚上反倒睡不着，有时睁着眼等待天明，寒冷的夜实在太长、太难熬了。经常在似睡非睡、半梦半醒中回到家，见到了亲人。我被冻醒或惊醒后，真想放声地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呀，即使是哭也得把头蒙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生怕惊醒身傍的姨父……我特别能忍耐，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我都不在乎，什么样的困难环境我也能适应，我的忍耐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此，我说艰苦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件好事，能磨炼人。
在瓦窑上的辛苦劳动中，在苦苦的思念家乡和亲人中，我度过了自力更生的第一年，终于盼到了年终，我可以回家了……
一年的辛辛苦苦劳动之后，姨父给了我70元钱。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懂，是给我的报酬，还是偿金？不过我是非常满足了。7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那时候的大米才一角多钱一斤呢！我回家过年的心境，就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样，我从来还没有经手过这样一大笔钱啊！
我们家乡，把过年称为“年关”，对有钱人是欢乐的日子，对穷人却是一大关口。有70元钱帮助家里过“关”，全家人的欢喜是可以想到的，像庄稼丰收了一样喜悦。我更为能自食其力而高兴，我过了一个最愉快的年！
对于靠流汗水挣工分的农民来说，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成了称职的“主要劳动力”，我心中升起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
就是这70元钱，不但解决了家中的一些困难，也在我的少年心中，荡起了无限的希望，我想：只要敢去闯，只要肯干能吃苦耐劳，是可以挣到钱，可以改变穷困日子的。这种想法激发出的美妙幻想，使我在刚刚开始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走法，这个崭新的走法可以说是演出了一出叫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但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家乡人的贫困僵局。
外出打工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并不像人们想像的到处有活干。
外出打工能挣钱糊口。更重要的是增长见识，打开眼界，于是就能从祖祖辈辈过日子的方法中挑剔出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会由此找到一种坐在屋里找不到的，新一点的生活方法。
这次出门，我和徒弟做了乞丐，是好心人的收留，使我们没有成为异乡饿鬼。
新的一年，1979年开始了。
我决定再次去河南邓县。这次不是跟着姨父去，是自己去。假如我始终跟着姨父，顶多从一年挣回70元，增加到700元、7000元。姨父走的依然是“老路”。我自己出门了，而且带着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徒弟。他姓陈，是我的邻居。他那时还没有从两年前广安的大灾荒中喘过气来，生怕再挨饿！一听我在河南一年就挣到了70元钱，何况他是个成年小伙子呢，说什么也要跟着我去。我这人从来就抱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的思想，去就去吧！现在想起来，我是年幼不知道社会的深浅和生活的艰难；他是饿慌了，饥不择食。我们这一对畸形的师徒，便这样结合成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很荒唐，其实，年轻人的荒唐说不定就正孕育着新的萌芽。
那阵儿的我，以为自己是长硬了翅膀的鸟，高飞远走都不成问题了。脑袋中想的尽是什么“有志不在年高”呀！“甘罗十二为丞相”呀等等从大人们那儿听到的故事，总之我想的净是好事儿，给我的这次外出打工，绘制的是一幅美丽的蓝图……
邓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地区，南边同湖北省襄樊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文荟萃、兵家争战的地方，有许多三国时代的遗迹和故事，诸葛亮就曾经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我第二次到达邓县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活干，我和徒弟两张嘴等着饭吃。头年我跟着姨父来还不觉得什么，这次到来以后，我才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走村串户，到处去揽活。不知是我们这一对反常的师徒组合令人难以信任，还是生活在捉弄我，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在盘问我们一通后，不是摇摇头，便是干脆说：不需要！我们挨家挨户去请求别人雇佣，要点吃的。我一下子感到了，一个人连出卖劳动力也困难啊！说不清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仍然没找到活干，几天下来，带的盘缠早已用尽了，走在路上我们终于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照顾我的大同伴──徒弟，谁叫我当师父呢？这才叫害死人啊！
正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上，我们来到一家急等着点火的瓦窑，那里正需要烧窑的人。
东家瞪着两眼，盯住我们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