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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蒋介石拿出两个职位要张治中挑选：一是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挑选了后者。尽管侍从室主任完全是蒋介石独裁的傀儡，张治中必须直接听令于蒋介石，然而，张治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其先后任职侍从室主任和国民党政治部部长期间，他多次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持
坚决反对意见，在许多事情上秉公执法，并建议蒋介石撤消了一些有损国民政府威信的机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治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力主和平、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1941年春，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的皖南事变发生，震惊中外，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罪恶暴行的一致谴责和抗议。事变次日，张治中连夜奋笔疾书，给蒋介石写下万字谏言书，对国民政府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关头残杀自己同胞、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痛心疾首，并再次忠告：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民政府只有与中共精诚合作，比肩抗敌。此后，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所进行的三次正式谈判，张治中参加过两次，分别是1942年和1944年。尽管张治中的思想受他当时所处政治环境和地位的局限，但无论局势怎样复杂、动荡，张治中联共抗日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坚持主张抗日；他为开创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更是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久，蒋介石置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国家的愿望于不顾，一边到处煽起内战的烽火，一边假惺惺地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张治中这位从未与中共交战的国民党主和将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代表，要他飞赴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代表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尽最大努力给予照顾，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白天办公、会客。蒋介石抓住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的机会，纠集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妄想在短时间内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的交通要塞，逐步掌握内战的主动权，实现其“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设置障碍，使得重庆谈判进展缓慢，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中，一度陷于僵局。直到10月10日，国共两党才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张治中又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同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就未尽事宜继续谈判。
在整个重庆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谈。张治中因为解决新疆事变事务，参加了其中九次。当他获悉蒋介石秘密下达“剿共”密令，身在边疆的张治中深感“内外交困”。他连夜修书给蒋介石，强烈反对其出尔反尔，再掀内战狂澜。不久，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反战思潮，再次急召张治中回重庆参加同中共和谈。1946年1月6日，张治中从新疆回到重庆。经过和平谈判，国共两党尽管于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却从未停止过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针对这种阴谋，张治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多种场合慷慨陈词，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这种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2月25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周恩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民军之基本方案》。2月28日，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对全国各地的停战情况进行调查。在武汉，当周恩来对张治中讲到中原军区部队处境艰难，主要是各种必备物质匮乏时，张治中当即签字，命国民党后勤单位照数发给。在处理中共事务上，张治中总是本着“国共合作”的思想，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拉近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距离。当三人军事小组最后来到延安时，张治中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会上开心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将“张治中三到延安”写进去呀！然而，当对国共和谈充满信心的张治中回到重庆时，却遭到国民党主战派人士的猛烈攻击。眼看残酷的内战又将爆发，张治中怀着难比沉痛的心情，离开重庆，第三次飞赴新疆。
当时的新疆地区，在盛世才长达十二年的黑暗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再加上封建势力的摧残、军阀的掠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族人民被逼到了绝境。最终导致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从1940年开始，阿山、塔城、伊犁等地人民先后发起武装暴动。1944年底，起义大军歼灭伊宁市国民党驻军，占领了伊宁市，并在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组建起正规民族军和游击队，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此后，在革命临时政府领导下，新疆军民同国民党反动军队顽强作战，在一年时间内，完全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人民的反抗进行疯狂镇压下，民族仇恨烈火越烧越旺，新疆局势一度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此时，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新疆事态的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人民所进行的血腥镇压多次加以强烈谴责。毛泽东等人在重庆谈判时，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希望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新疆事变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张治中受命全权处理新疆问题。
从1945年9月开始，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为新疆和谈问题，多次往返于重庆和新疆迪化之间。他站在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上，本着维护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前提，经过两次艰难、漫长的谈判，终于与三区代表达成全部协议。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行营主任兼联合政府主席。此后，他全身心致力于新疆的和平建设，制定并实施多项强有力的措施，为促进新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早在进行新疆和谈期间，在国共两党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受周恩来所
托，历尽艰难，从盛世才设置的狱中解救出131名中共人员并将他们安全送达延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疆的分裂局势再度恶化，张治中才于1947年8月因故返回兰州。
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之后，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张治中始终坚持和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发展及联苏和共的正确主张，力劝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谋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但蒋介石一再出尔反尔，使张治中难免心灰意冷。解放战争进行两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加紧推行亲美政策，一边疯狂推动内战，叫嚣：三个月内击破共军主力。1947年底，张治中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经过深思熟虑，他写出一份《机密建议》，上交蒋介石。《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一贯采取亲美、排苏、反共政策的严重后果，建议国民政府真诚地走联苏和共的道路，才是谋求国内和平、挽救和巩固国民政府政权的正确途径。1948年3月，张治中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纪念会上痛陈：“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自然，张治中的逆耳之言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群起而攻之，但张治中不为恐吓所吓倒，于5月又上书蒋介石并亲自找蒋介石谈话，劝蒋停止内战，真心实行联苏和共的政策。当时，新闻界称力主和谈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分别为：“和平将军”和“和平老人”。
1949年初，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眼看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赢得苟延残喘之机，又玩起和谈的伎俩。此时，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假惺惺地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为了揭露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和《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表示，国民党必须在无条件同意8项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和谈。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最后一次代表国民政府，以首席和谈代表身份，率领着一行29人飞抵时已解放的北平，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在谈判期间，出于维护国民党利益的出发点，言词有时虽不乏过激或堂皇的意味，但整个的基调是坦诚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次和谈历时半月，国共两党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一致意见，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深感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原本打算无论南京政府等待他的是什么后果，也要回到蒋介石身边。后来，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恳切挽留下，张治中留在北平。不久，其家属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也安全抵达北平。随着同中共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所见所闻，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了解，更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希望，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6月27日，张治中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推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解放了的北平夏天，是这样凉爽宜人，大街小巷，到处充满人民群众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恢复战后建设的信心。张治中由衷感到：“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区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固然，新疆能顺利回到人民手中，与我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的绝对性胜利因素分不开，更与党中央始终坚持执行正确政策和做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而张治中在主持西北和新疆政务期间，所作的大量有益于民族团结的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临起义前夕，张治中受毛泽东委托，几次致电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再三嘱咐有关事宜，以确保起义万无一失。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闻讯欣慰地说：“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积极投入到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十几年来，他满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他把自己的见闻和亲身体会都附诸笔端，写成广播稿发给台湾的故旧，让他们感到祖国大陆的蓬勃生机和希望，并撰写《台湾应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