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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卫立煌还没有察觉国民革命性质的变化，为蒋介石效忠，率部向红军进攻，是卫立煌对其信仰——正义的一次亵渎，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然而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战爆发后，又一次把卫立煌从人生的低迷状态中拉向人生的光明。他任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对中华民族的无比热爱，指挥我抗日健儿与敌人在华北、西北战场进行了无数次艰苦的斗争，在忻口大战、太原会战、中条山之战和洛阳之战中，他投入巨大的爱国热情与敌周旋，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另一方面，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时，他能深明大义，坚持团结御侮，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成功地合作。在山西，他和八路军接触较多，关系较好，曾经多次到达延安造访，一颗爱国心使他从剿共将领转化为一个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者（曾让赵荣生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卫立煌担任第1战区司令官时除继续与中共人员往来外，还限制惩罚制造反共摩擦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侵略。抗战后期，卫立煌作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率中国远征军击溃了从缅甸方面向云南入侵的日军并打通中印交通线，为抗战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归国后卫立煌为促进祖国统一，奔走各方，盼望台湾的朋友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共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些都是他爱国热情的真实体现，是他为人敬慕的人生注脚，也是他的故事广为传诵的原因。
卫立煌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员，他戎马半生，奉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他主张“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的爱国思想是值得我们仿效的。卫立煌将军的崇高爱国热情，热爱人民服从真理的精神，必将给后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891年3月13日，南国原野正值百花吐艳的滴翠时节。就在这一天，在广西桂林临桂县西乡一个景色秀美、民风古朴的小镇——两江圩的一户李姓农家，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似乎在向人们宣布他的到来。这户且耕且读的李姓人家的女人生了第三个儿子，其父李培英，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宗仁。李宗仁兄弟姊妹共11人，其中夭折3人。不算早夭的长兄，李宗仁排行第二。由于人口众多，纵有祖上留下的20余亩良田，李家也仅够勉强口，若遇上年景不好，还要举债度日。其父李培英虽是有名的私塾先生，但他喜欢广交朋友，接济他
人，不拘小节。幸而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将他兄弟姐妹拉扯成人。后来，即使李宗仁身为国民党高级统帅，其母仍不肯跟着儿子安享晚年，而是继续过着操劳俭朴的生活。李宗仁满6岁后，家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开蒙”仪式，祭拜孔子后，便让他正式入私塾读书，先生便是其父李培英。
1905年，李宗仁进入临桂新创立的县立高等小学，接受了一年新式教育。由于李宗仁从未接触过这些新式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又是插入高年级，故而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年下来，两个学期他都在成绩榜上“坐了红椅子”，即被老师用红笔打勾的最后一名。同学们本来就瞧不起他这个乡巴佬，这下更加讥讽他是“乡下的傻瓜”。第二学期完，李宗仁便退学回家。不久，父亲又送他进入设在桂林的“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学习纺织技术，希望他学成后，改良家乡的手工纺织业。可惜，冥冥中注定他不是当纺织专家的料，而是注定要做一名弄潮革命激流的职业军人。1908年冬季，李宗仁到桂林第二次报考广西陆军小学，被录取为第三期学员。
陆军小学是一所完全模仿日本式的军事学校，学员的训练内容分学、术两科，该校总办是蔡锷。在陆军小学的三年学习中，李宗仁不但潜心学习各门功课，还特别注重磨砺自己的坚强意志。在校期间，不管是双杠、单杠还是木马、劈刺、骑术等体育项目，都是他的强项，因此，同学们送他一外号：“李猛仔”。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改为速成学堂。不久，李宗仁即读完三年陆小，但他留下来继续在速成学堂学习两年。这时，李宗仁已成长为一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同盟会革命青年了。1913年秋季毕业后，李宗仁被选拔进南宁将校讲习所，先后担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副等职。一年后，讲习所因故被迫停办。李宗仁毅然回乡赋闲，过起耕读生活。1915年春，他应聘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担任高级班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同时又在另一所中学兼任同一职务。这一时期，虽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感到充实优裕，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本能地时时想着能重返军界，驰骋疆场，报效国家。
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界群起讨袁，滇、桂各军纷纷扩军，号称护国军，部队急需干部人才。李宗仁应朋友之邀，辞去教职，加入护国军讨袁。其时，李宗仁经过一番周折，进入护国军第6军林虎总司令麾下，在步兵第7旅第13团第2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袁世凯猝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割据之局形成，南北大战危机四伏，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日益加剧。李宗仁遂跟随林虎讨伐粤督龙济光。在一次战役中，李宗仁以代理连长身份率部冲锋时脸部受伤。伤愈后，正式升任连长。1917年秋冬之际，李宗仁所在营借调到广东护国军第1军马济麾下，自桂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因其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善战和过人的指挥才能，晋升为营长。1920年8月，李宗仁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率本营官兵打前锋。他亲自带着掌旗兵和号兵冲锋在队伍前列，从正面接近敌人阵地。面对敌人三面夹攻的猛烈炮火，李宗仁沉着应战，指挥若定。大家在他的鼓舞之下士气大增，拼死向敌阵发起冲击，一举突破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莲塘口天险，为全军打开由四会到肇庆的惟一通途。莲塘口一役，使李宗仁声名大噪，其英勇善战闻名两粤。此后，广东护国军改称为“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原番号取消。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所部大都为广西人，大家不愿随司令黄业兴去广东，便留驻六万大山。该部后被陈炯明收编，改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为该路司令。
1922年6月15日，广州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事件，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叛变革命，与孙中山先生背道而驰，一时，广西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局混乱不堪，散军、土匪、恶霸等恣意横行，各自为政。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装备不足的，便自称司令、帮统、营长等，各据一方，鱼肉百姓。李宗仁受地方官吏及民众之邀，率部驻扎玉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李宗仁部所驻扎的七个县，人民相对安居乐业，生活秩序井然有序。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净土。不久，黄绍率部加入，两军合一，使李宗仁实力大为增强，由原来的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李宗仁为广西自治军第2路总司令，黄绍为第3支队司令。李宗仁自己也始料不及，正是从这里，使他的队伍蓄积力量，厉兵秣马，逐步成为八桂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为他日后铲平军阀势力，统一广西，参与北伐，开赴抗日疆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9月，东山再起的陆荣廷戴着“广西边防督办”的头衔，乘广西混乱之机从越南回到龙州，纠集旧部，重整旗鼓，意图一手握住全省政权。同时，广西另一大军阀沈鸿英集结两万兵力，盘踞桂北一带，同样对广西政权虎视眈眈。并四处收编自治军为己所用，拼命扩大势力范围。陆、沈两人都想收买李宗仁为其效力，均被李氏巧妙拒之。李宗仁一边静观时局变化，一边积极筹措军备，养精蓄锐，待机大举。黄绍本打算应沈鸿英密召，欲去广州向外发展，经李宗仁一番推心置腹的剖析，黄氏放弃去广州的计划。果不出李宗仁所料，沈
鸿英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军务督理后，便通电要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事又起。恰在此时，白崇禧从广州携来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绍遂出师梧州，并派白崇禧向李宗仁求援，派兵相助。正是这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初次详谈，坦诚相见，成为知己。此后二人共事二十余年，患难与共，成为桂系军队的领头人物。
黄绍率部攻取梧州后，便独树一帜，自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共3000余人。1923年秋，李宗仁将所部改称“定桂军”，与黄绍联军约定，分别从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驻扎在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部，历时二十天，陆部便宣告瓦解。自此，整条西江从贵县到广州，掌握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广西局势形成李、陆、沈三足鼎立。不久，李宗仁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正在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春，陆、沈两军对垒，于桂林城鏖战三月，双方伤亡惨重，僵持不下，最后只得和谈。这时，李宗仁看时机成熟，他电约黄绍密议，决定趁陆、沈两部议和未成，攻其不备。5月，李、黄两部从水、陆两路进击陆荣廷部，会师南宁。正式成立定桂讨贼军联军总司令部。联军总指挥李宗仁、副指挥黄绍、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三人同心协力，继续讨伐陆氏残部。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退出广西政治舞台。11月，孙中山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军，委任李宗仁为督办兼任第1军军长，黄绍为督办兼任第2军军长，白崇禧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黄二人决定讨伐沈鸿英部，正要挥师讨伐沈鸿英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唐继尧连忙通电就任原本拒绝的副元帅一职，欲自滇、黔两省调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各地方军阀出于各自目的，纷纷表示拥戴。
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眼看即将遭到唐继尧的窃取。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李宗仁以民族利益为重，断然拒绝唐氏的威逼利诱，扣留唐氏说客，并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趁唐氏还未倾巢东犯之际，先讨平沈鸿英部，根除后患，再回师全力对付唐继尧。恰在此时，沈鸿英以“建国桂军总司令”的名义，假以巡视各地民情，实为伺机向李部发起进攻，趁唐氏入桂之前，剿灭李部，站稳广西疆界。两军对垒，激战数日，终使沈鸿英部全线溃败。其时，李、黄、白三人都冒着猛烈的炮火，亲临第一线督战。沈鸿英从桂林逃跑时，曾召见桂林绅商，痛陈：“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一年后，沈鸿英残部尽丧，只身逃往香港。
正值讨沈战事激烈进行时，唐继尧以“建国军”的名义，挟滇、黔两省兵力6万余人，兵分三路，滚滚东下，意欲从柳州、百色、南宁等地入桂。时值孙中山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