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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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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于用作解释和预言事件发展的进程;我所建立的繁荣和萧条模式适用于某些发展过程,但对另一些就不适用了,将每一个起初自我增强而最终自我消减的发展过程一律嵌入这个模式的做法可能导致严重的歪曲,我觉得自己像是那些用圆和半圆来描述行星的椭圆运动轨道的早期天文学家,惟一的区别是反身性事件的轨道从一开始就是不规则的。

  我的幻想是提出一种反身性理论的通论,来解释80 年代的大萧条,一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释了30 年代大萧条一样,然而事实是大萧条并未发生,所以我也就没有提出通论。我所拥有的只是一种方法,它有助于解释目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态。它对于事件过程的解释不同于我们历来所熟悉且钟爱的自然科学,原因很简单,反身性过程无法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和预言。有必要发展另外的方法,本书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最好将其视为发现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最终的成品。

  最后完成的就是这样的一部繁难的著作,当然,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本书中的其余部分再也没有比导言更纷繁的内容了。艰深的课题迫使我的思路复杂化,但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思考的复杂性相当好地反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诚如历时实验的投资绩效所证明的那样,因此,至少在表面上有充分的理由任我铺陈,我将尽量不滥用这个特权。

  接下来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第一部分提出理论。第一章泛论反身性概念,探讨认识反身性现象的困难,特别指出自然科学规律特有的解释与预言之间的对称在这里是不可企及的,接下来的三章将理论应用于金融市场,第二章涉及股票市场,第三章涉及货币市场,第四章概述信贷和管制周期。

  第二部分试图用第四章中概述的假说来解释当代的经济和金融的历史。所论及的历史必定是有选择的,集中于那些与信贷和管制周期概念相关的历史事件,主要的论题是银行、国际贷款和兼并热。

  第三部分由一项兼有试验和预言性质的历时实验构成,以自然科学的标准看,这并不是一项科学的试验,但是它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反身性的理论是如何得到检验的。

  第四部分评价了历时实验的结果。第十五章探讨理论——我挑战性地称之为炼金术——的适用范围,历时实验可以看作是金融炼金术的一个运用,第十六章考察了社会科学的局限。

  第五部分试图为经济政策提供某些方略。第十七章讨论了自由市场和管制市场的相对优势,第十八章主张成立国际中央银行。既然市场机制和对此加以调控的尝试都有其固有的缺陷,那么也许应该断言系统改革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十九章驳斥了这个观点。

  在结束语中我探讨了反身性概念在金融市场之外的含义。借着哲学幻想的最后一丝回光,我还尝试着对几个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考虑到我的思想在写作过程中有了发展,应该对读者交代一下各章的写作时间。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我于1985 年8 月着手历时实验以前完成的,讨论近期经济发展历史的第五至第九章在时间上先于概述信贷和管制周期概念的第四章。第四章包含了我在写作过程中作出的新发现,因此具有尝试性的特点。

  应该强调的是,本书并非股市致富的实用指南,它几乎囊括了我的平生所学,至少在理论形态上是如此。我没有故意藏匿任何东西,但推理的链条却是反向的。本书不是讨论怎样用我的方法去赚钱,相反,它从我在金融市场的经验中发展出一种方法,用以研究一般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当前的历史,如果不是出于这一目的,本书可能根本不会涉及我的投资活动。只要我继续积极地从事金融业,避而不谈自己的投资策略可能对自己有好处,最好还是将这类细节藏在心中,秘而不宣,但是,如果能够对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所贡献,或者进而奢望,能够有助于加强我们现行的经济政治体系,其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任何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前言

  《金融炼金术》初版发行已历经多事的七年。我的投资基金量子基金继续维持卓越的投资成绩,虽然受到1987年大崩盘的影响,但过去七年来,股东每年的平均获利仍有35。8%,量子基金已经孕育出一批子嗣,有些基金的表现甚至比生金蛋母鹅的表现更杰出。1989年开始,我们决定分派部分盈余给股东,有些是以现金方式派发,有些则是以新成立基金的股份分派,结果,我们目前管理了七个基金,总净值超过100亿美元。

  我已经逐步减少基金的管理工作。我非常幸运地能够透过《金融炼金术》而认识斯坦利·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当时他正在管理另一个基金,他因为阅读本书而希望见我,我们开始讨论,最后他加入了我的公司。开始的时候,他发觉很难与我共事,虽然我对他充分授权,但因为我的存在而使他受到牵绊,他发现在加入我的公司之后,工作绩效降低。不过,非常幸运地,我逐渐被卷入导致东方阵营瓦解的过程,在整个东方阵营中,我设立了基金会的网路,这涉及许多次的旅行,而且有些地方的通讯十分简陋,于是1989年夏天,我告诉斯坦利,他必须全权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作,此后,我们之间便不存在任何的困难了。

  我成为教练,而他成为参赛者,我们的业绩改善提升了,开始了一段持续成长的时期。在过去三年的每一年,我们的获利都超过50%,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两段类似的辉煌时期,但就基金庞大的规模而言,这次的表现称得上是绝佳的。朱肯米勒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人,也是一位好伙伴,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扩大并改善了我们的管理团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结果,我发现我慈善活动的报酬也反应在基金业务的兴旺上,使我能够快速地拓展基金会的网络。

  我需要在此处说明一点,我在东欧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其指导哲学与我在金融市场的活动是相同的,读者稍后即可了解,我将金融市场的发展视为历史过程,这使得我的理论极适用于类似东方阵营瓦解的历史过程。我确实运用了我的理论,而且——整体而言——它使我比大多数人更能正确地预期事件的发展,犹如我所发现,金融市场的繁荣——崩解过程与苏维埃体制的兴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度的相似性。

  极为讽刺地,我成为知名人物,并不是因为我在东欧所从事的种种活动,而是因为英国在1992年9月16日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Mechanism),我曾经因此而获得丰厚利润,我立刻成为风云人物,最初是在英国,随后是在世界各地。当人们得知量子基金集团取得纽蒙特矿场(NewmontMines)的大部分股权之后,黄金价格随之飙涨,虽然我未就黄金表达任何看法,各种看法却加诸于我,我曾经尝试澄清误会,但毫无用处。虽然我不曾追求巨匠的地位,但是当一切强加于我,我便不能漠视它了,事实上,我欣然接受,因为这可以使我在政治议题上有更重的发言份量。但是,情形并不如表面那般简单,当我表示,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会产生相反效果时,市场立即迫使德国马克走低;但是,当我批评欧洲对波斯尼亚的政策,人们不是忽略我的看法,便是告诉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在法国的事件中尤其感到窝囊,我刻意避免投机法国法郎,因为我不希望对苟延残喘的“欧洲汇率机制”之崩溃负责,但是我还是承受了骂名,法国政府憎恨我的建议,其程度更甚于对我的投机行为的憎恨,这意味着投机客应该从事投机行为,而不要发表任何意见。

  我身为金融巨匠的恶名使《金融炼金术》大为畅销,因此而产生了这一新的版本。我必须承认,自从撰写本书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发展,但我所关注的主题仍是历史过程,而非金融。在本文中,我无法摘要说明我的观点,我需要另外写一本书,只要时间允许,我会这么做,但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以便本书的内容能够符合我目前的思想。

  在《金融炼金术》之中,我把反身性理论描述成始终有效的理论,这在某一种层面是正确的,因为反身性之中最重要的双向反馈机制可以随时运作;但这在另一种层面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并非随时运作,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十分微弱,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忽略它。我们可以将情况区分为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就前者来说,某种修正的机制可以防止认知与现实(perceptions and reality)之间出现过度的背离;以后者而言,反身性的双重反馈机制处在运作中,除非既存的条件或制度出现显著的变化,否则认知与现实便不会趋于一致。在第一种情形下,古典经济理论是适用的,而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分歧可以视为噪声而加以忽略;在第二种情形下,均衡理论便毫无关联了,我们面对的是单向的历史过程,其中认知与现实的变化都是无法反转的,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因为一种是正常的,另一种则是反常的。

  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间的区别,将在《金融炼金术》中阐述。在第一章结尾,我将区分日常的事件(humdrum)与历史的事件(historical),但我低估了这项区分的重要性,我称其为“同义反复的”(tautological),我现在认为这是一项错误。所以会有同义反复的定义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更深一层地探讨,而以同义反复的定义掩饰事件结构的基本差异。

  在应用科学方法的多数现象中,一组条件会随着另一组条件而出现,不论任何人对它们的想法如何,情形都是如此。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中,包括金融市场在内,存在着富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因此问题变得更复杂,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参与者”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有偏向的。一组条件并不会直接导致另一组条件,在客观而可观察的条件与参与者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影响:参与者的决策并非基于客观的条件本身,而是基于对条件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影响深远,这就引进了不确定(indeterminacy) 的因素,使得主体不能遵循普遍原则(gener…alizations) ——预测(predictions)、解释(explanations)的方式加以处理,然而这却是通向自然科学崇高声望的方式。正因为其破坏力如此严重,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理论,都尽力消除或忽略此不确定性,我反对这种努力,试图发展替代方法,并以参与者的偏向作为起点。

  回顾从前,我可能过分强调了我的观点。在许多情况下,将参与者的偏向视为给定,并且忽略它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仍可以产生丰硕的结果。惟有在某些方面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不确定性才会变得重要,同样,当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目前的行为时——金融市场即是如此——其重要性才会显现。即使是在金融市场,也只有在某种机制启动后,参与者的偏向才会影响市场价格,甚至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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