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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里甘主持财政部时期的不干涉主义，贝克所鼓吹的那种步步为营的策略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进步，它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允许市场自由发展，面对崩溃的威胁，当局必须采取某些指导措施。五国集团在广场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激发了全球范围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一次主要的上升浪潮，可是广场会议所产生的动量到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我们又一次陷入了危险的自由飘移。如果可以借助某种特别的方法重新获得动力，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可是，如果国际间不能采取有效的合作，保护主义、货币混乱以及偿债中断的危险将会愈益加强，从而相应地增大了体制改革的压力。
一旦转向体制改革，方法就截然不同了，不可能再孤立地处理个别问题，必须寻求集中的解决方案。那些个别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一个范围更大的解决方案中找到出路。方案越复杂，则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也许可以对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三个或四个问题领域分别进行的处理，但集中处理的效果无疑要好得多。我也知道，任何激进的变化都同现行体制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国际合作领域，因为国际间利益将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利益，但是也确有几次这样的机会，改革似乎不仅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可能的，通常，这都是在危机时期。
接下去我就开始对各个主要问题领域分别进行探讨，在后文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将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一个创建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设想。从历史上看，中央银行体系的确立，本来就是对各类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各个中央银行都是针对自己的问题而独立发展起来的，尽管某一金融中心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金融中心。目前的问题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因此，问题的解决也必须是国际性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性中央银行的雏形：为应付德国的债务问题，1930 年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扩张它们的职能或者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汇率
汇率的错乱是破坏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根源。它威胁着已完成投资的价值实现，破坏了长期投资的安全性，并且根植于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之中。市场机制无法做到令各国货币回归有序的组合，相反，市场投机活动强化了货币的无序流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不断地累积着自身的不稳定性。
问题是从何处下手？有许多可能的方法：目标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保密的，都是最温和并且议论频率最高的替代选择；我们还可以回到固定汇率体系，可以是金本位的，也可以不是；或者，最大胆的提法，我们可以发行一种国际货币。
不论最终做出那种选择，许多问题都还有待于解决。首要的问题就是国际资本流动。跨越国境的国际资本转移深受欢迎，应予鼓励，但投机资本的运动具有累积不稳定的危害，有必要建立一个令投机行为无利可图的体系。在理想的情况下，汇率浮动应当限于利差所允许的范围，但这样一来又多少有点固定汇率体系的味道。
目标区方案未必能够打击投机活动，相反，倒有可能为那些针对管制当局的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因为风险得到了控制。由于承诺了一系列的目标区，管理当局就被暴露在投机活动的攻击之下，时间与方向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投机者手中。历史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赢家多半是投机者，因此可以断言，公开的目标区体系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糟糕的一个，它不仅容忍了体系内的投机活动，甚至还鼓励针对体系本身的投机性攻击。
保密的目标区可能要走运一些，它为投机者和管理当局安排了一场错综复杂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戏局中，如果管理当局协调一致并且有能力调动比投资者更多的资金，那么形势尚有可为，考虑到他们控制着最后的武器——印钞机——所以应该说成功还是有希望的。只要中央银行愿意无限制地提供供给，任何强势货币的升值都将难以为继。奇怪的是，中央银行似乎都缺乏尝试一下的胆量。
如果管理当局能够成功地稳定汇率，“热钱”就会最终冷却下来，并转化为长期投资——这是建设一个健康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前提条件然而仅仅稳定主要货币的相对价值还是不够的，避免全球范围内的过度通货膨胀与紧缩的危害，还必须稳定货币总值。黄金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稳定力量，它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承担起这一任务，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有一项重大的缺陷：新的产出主要来自两个极权国家——南非和苏联。无论如何，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寻找一种合适的货币基础，考虑到信贷的反身性，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信贷结构也要进行调整，有必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协调世界范围内的信贷增长，这个机构也就是国际性的中央银行。关于这个题目，还应当从其他几个主要问题领域的角度进行考虑，包括国际债务和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
国际债务
积累起来的债务继续成为贷款双方的沉重负担，人们曾经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自然解决，但是他们在计算中却忽略了债务清偿中抵押品的贬值因素。在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提供的贷款项目中，抵押物还包括出口商品。由于欠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是那些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因此如果增加出口，商品就会跌价。
有几个债务国幸运地进入了我称之为第二阶段的调整过程，其他的则似乎永久性地陷在了逆差的困境之中，提高传统出口商品产量的做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其他的增长途径则尚在探索之中，而出口复杂产品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又要碰到保护主义的障碍，如此说来，经济复苏只有寄希望于国内的经济增长了。从政治上讲，这是很理想的，因为出口的回升有助于美国放松进口。此外，债务国国内舆论中要求坚持国内增长的呼声也在与日俱增。
贝克计划的初衷在于通过增加新贷款减轻重债务国家的负担。此项基金部分来自国际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和泛美发展银行（Inter…AmericanDevelopment Bank），部分来自商业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3年内注资200亿美元，贷款享有交叉违约请求权，比纯粹的商业贷款多一些保障，在世界银行资金来源枯竭以后，行政当局将转向国会要求追加资金。
这个计划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却遗下两个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在债务国无力满足偿债义务时借入的额外债务的积累，另一个则是商业银行账簿上可疑贷款的累积，这种贷款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这个计划可以缓和第二个问题，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新增贷款来自政府机构，但绝不是说，这样一来债务问题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此外，这种方式本身也可能被谴责为变相的担保，因此也就难以征得国会同意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
很清楚，计划还不够彻底。它未能解决遗留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积累债务的清偿恐怕早就演变为一场灾难了。一项干预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能够顺次削减债务。
近几年来的经验表明，一旦债务的累积超越了某一临界点，常规的调节方法将无能为力。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里，调整已经达到了忍耐与消极资金转移的极限，甚至早已突破了最大值。尽管如此，外债仍在不断地增加，负债率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的话，更糟糕的是，内债也在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来。
每一个发达国家都设立了特殊的立法程序处理严重的债务问题。破产程序可以保证坏账能够按次序进行清偿以免造成经济的过分破坏，现在我们迫切地需要某种国际债务的破产程序。
破产重组的原理十分简单，时钟停止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所有现存的权益与负债都保持原封不动，分门别类以备冗长的诉讼程序之用，同时，只要还有可能，该企业仍应继续运作，续存企业的债务在清偿顺序上优于此前的债务，正是这一原则保证了破产企业仍然能够运转。
在国际贷款活动中至今还没有一个类似的坏账安排程序，以前也经常发生不能充分清偿的事例，通常，无力支付导致完全撕毁合约，双方关系往往须待几十年后才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债主已经能够欣然接受百分之几的补偿了。最全面的债务重新安排活动，是分别于1924年和1929年由道斯（Dawes） 和扬（Young）提出的德国偿债计划，它们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违约，可是其执行结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
国内的破产程序并不直接适用于当前的情况，因为涉及的数额太大，即令只是暂时延期偿付也会导致债主的破产。但是，将以往的一切予以冻结，这一原则无疑还是站得住脚的。
目前，所有的有关人士都很清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外国的债主将承诺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国内资本则到海外寻求庇护。重债务国的经济继续衰弱，政治压力不断加强，应当设法扭转这些趋势。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反身性的过程，要想扭转整个趋势就必须引入一股新的风气，它的影响应该足以改变普遍的倾向。总之，只有一个全面的方案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无意提出一套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计划将需要大量的准备和谈判，我所能做的只限于给出粗略的框架，它应当能够解决至少五个主要方面的问题：（1）既存债务的安排；（2）新信贷的供给；（3）银行体系的保存；（4）债务国家的经济政策；（5）逃逸资金的回流与吸引外国投资。1982年6月布莱德雷参议员（Senator Bradley）提出的计划已经包含了以上各点① 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在1986年12月4日提出的计划纲要②，同我本人（，） 的计划非常相似，这些贡献正在将讨论引向正确的方向。
可以考虑把以前的债务合并为可流通的债券，在利率方面则要做一些让步。这些债券可按其票面价值折扣发行，持有债券的银行将遭受重大的损失。为了保护他们，允许银行在几年时间里逐渐冲销债券的账面价值直至等同于市场价格。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用这些债券按其逐渐贬值的官方价格作为抵押品向中央银行的贴现窗口申请借款。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挤兑，尽管这些银行财务状况已经因债务重建而遭受损失，他们至少可以绕过陷井继续运营。
仅仅满足于重新安排旧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保证新信贷的持续注入使债务国的经济得以复苏。不能再指望商业银行提供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信贷，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吸取了教训，即使承诺其现有债权不会遭致任何损失，他们也不想干。国际收支平衡贷款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