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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论》虽出马鸣，久而无传。师译唐为梵，俾流布五天，复闻要道，师之功也。49，295a。
《续高僧传·玄奘传》四：
又以《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斯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50，458b。
陈寅恪先生也提到这一件事。他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中写道：
昔玄奘为西土诸僧译中文《大乘起信论》为梵文。道宣记述其事，赞之曰：法化之缘，东西互举。《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5页。
从上面的引征来看，玄奘译汉文《大乘起信论》为梵文，确有其事，无可怀疑。虽然梵文译本已经佚失，但是它当年曾在印度起过作用，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也可以算是玄奘对印度佛教的一个贡献吧。我认为，这也应该归入〃倒流〃的范畴的。
第二部分 20。再谈浮屠与佛（20）
上面讲的〃倒流〃，仅仅限于大乘，空宗有智，有宗有玄奘，梁武帝也是大乘。这可以说是〃倒流〃的主流。但是，在大乘之外，也能找到〃倒流〃现象，比如说，在持律方面就有。《宋高僧传》一四《道宣传》：
宣之持律，声振竺乾。宣之编修，美流天下。是故无畏三藏到东夏朝谒。帝问：自远而来，得无劳乎？欲于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时，常闻西明寺宣律师秉持第一，愿往依止焉。敕允之。50，791a～b。
道宣持律，声名远播天竺。这当然也属于〃倒流〃的范畴。
把以上所论归纳一下：〃倒流〃现象确实存在，在〃倒流〃中，除了持律以外，流回到印度去的都是大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下面再谈，这里暂且放一下。
按照《含光传·系》中的叙述顺序，在讲完了智和玄奘以后，它又讲起根干和枝叶的问题。《系》的意思是说，印度是根干。它的枝叶植于智和玄奘的土中，就产生出来了对原生于印度的无相空教和中道教的发展。〃入土别生根干〃，枝叶又生出来了新的根干。用一个公式来表示：根干→枝叶→根干，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有如榕树。紧接着《系》又举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合浦之珠，用来譬喻作为根干的印度，〃北土之人〃用来譬喻中国；北方人用珍珠来〃结步摇而饰冠珮〃，表示中国人发展了佛教义理。另一个比喻是蚕丝，〃蚕妇〃指的是印度，〃巧匠〃指的是中国，中国把普普通通的蚕丝〃绣衣裳而成黼黻〃，这也表示中国的发展。《系》的结论是：〃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
佛教就是这样从中国〃倒流〃回印度，成为佛教发展史，甚至世界宗教史上的一个特异的现象。
写到这里，我应该说的都说了，应该论证的都论证了，我的任务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这篇论文可以算是一篇有头有尾的完整的论文了。但是，我还不想就此罢休，我还想对这个宗教史上稀见的现象进一步加以探讨。我想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只有佛教才有〃倒流〃现象？第二，为什么只有佛教大乘才有〃倒流〃现象？第三，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能把佛教〃倒流〃回印度？这三个问题互有联系，我归纳在一起加以回答。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我现在就拿其他两大宗教，即耶稣教（包含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来同佛教对比。那一些较小的宗教，我在这里就不谈了。我决不想，也不敢来评估三大宗教，它们各有其特点和优点。我也决不涉及宗教教义，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情。我只讲与〃倒流〃有关的问题。
据我涉猎所及，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不存在〃倒流〃的问题，至少没有佛教这样明显，这样深广。原因何在呢？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各有一部圣经宝典。耶稣教的是《旧约》和《新约》；伊斯兰教的是《古兰经》。这两个宗教的信徒们，大概认为天下真理均在其中矣。只要勤学熟读，深入领会，用不着再探讨其他真理了，至少在社会和人生方面，是这个样子。我记得，耶稣教有查经班；牧师和阿訇们讲道，也多半是从《圣经》或《古兰经》中选出一段话，结合当前的需要，加以发挥，总是劝人做好事，不干坏事。从这一点上来看，宗教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佛教有些不同。和尚讲经，也总是劝善惩恶，这一点同其他两大宗教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释迦牟尼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神。他活着的时候，以及死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僧徒也没有把他当作神来膜拜。他被神化为如来佛，与外来影响有关。到了大乘时期，这现象才逐渐明朗化。根据这些情况，我觉得，佛教似乎是一个唯理的宗教，讲求义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禁锢信徒们的思想的宗教。大乘唯理的倾向更加明显。它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挖掘得之深、之广，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它十分强调智慧，标举〃缘起〃的理论，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因此恩格斯认为佛教有辩证的思维。它的理论当然会有矛盾，会有牵强附会之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起来看，它的教义中颇多哲学因素。古代印度有一个传统，宗教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继承而且发扬了这个传统。大乘还提倡逻辑学，所谓因明学者就是。在这里大乘唯理的色彩也表现得很突出。这样的情况就促使佛教产生了大量的经典。经、律、论，样样齐全。有的部派还有自己的经典。结果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佛教的经典就多到了超过汗牛充栋的程度。而且佛教同另外两个世界大宗教不同，始终也没有确定哪一部经典是圣经宝典，唯我独尊。所有的经典都并肩存在、庞然杂陈。这些经典通常称为〃大藏经〃。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满文、蒙文、傣文等等不同的文本，量有多大，谁也说不清。
第二部分 21。再谈浮屠与佛（21）
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有的人就义形于色地挺身起来反对：哪里会有无神的宗教呢？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不妨粗略地把佛教分为两个层次：高和低。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修庙塑像，信徒们相信轮回报应，积德修福，只要念几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单纯一声：〃阿弥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务，不必深通佛教义理，宗教需要也能得到满足。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的全貌，只是低层次的佛教。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义理，就像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钻研的结果，由于理解面不同，理解者的修养水平、气质、爱好也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宗派。小乘时期，宗派已经不少。大小乘分裂以后，宗派日益繁多。流传衍变，以至今日。现在世界上已经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佛教宗派了。
总之，我认为，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允许信徒们在这一座宝库内探讨义理。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才能谈到发展。有了发展，才会有〃倒流〃现象。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同小乘比较起来，大乘的思想宝库更丰富，更复杂，更富于矛盾。唯其更富于矛盾，给信徒们或非信徒们准备的探讨义理的基础，才更雄厚，对义理发展的可能也就更大。中国佛教的〃倒流〃现象限于大乘，其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为什么只有中国高僧才能发展佛教义理，才能〃倒流〃回印度去，这要从中国人民的精神素质着眼才能解答。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无待赘述。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连极端抽象的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史也表现出来了这个特点。《含光传·系》认为印度人〃念性〃，而中国人〃解性〃，实在是深中肯綮。这一点我在上面仔细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梁启超对中国人智力方面特点的观察，我看也值得我们重视。他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那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的〃独悟〃问题。他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晋代高僧道生。道生孤明先发，立善不受报和顿悟义，他认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而受到旧学僧党的责难。后来《大般涅槃经》从印度传来中国，里面果然提到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与道生之说若合符契。梁启超认为〃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他由此想到中国人富于研究心，中国人有〃创作之能〃。见《饮冰室佛学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11页。他这些意见同《含光传·系》里的意见，几乎完全相同，足征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就是独有中国高僧能发展印度佛教义理，〃倒流〃回印度去的原因。
我探讨佛教〃倒流〃问题，到此结束。
1991年12月21日写毕
第二部分 22。再谈浮屠与佛（22）
补充
文章写完，偶检佛典，又看到一点资料，与本文有关，亟录之，以作补充。
《景德传灯录》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四十三人，其中有〃西印度堀多三藏〃介绍原文如下：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东游韶阳见六祖。于言下契悟。后游五台，至定襄县历村，见一僧结庵而坐。三藏问曰：〃汝独坐奚为？〃曰：〃观静。〃三藏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其僧作礼问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观自静。〃彼僧茫然，莫知所对……三藏曰：〃我西域最下招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于道何益？〃……三藏后不知所终。51；237a。
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在顿悟大师慧能座下也已有了印度的传法弟子了。
第二部分 23。《列子》与佛典（1）
本文原题为《〈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编入本书时改为现标题——编者注
《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第58页。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第15～16页。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第54～56页。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龠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卷八，附《释文》卷二，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