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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格雷厄姆消极的道德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积极的道德观也引人注目。他代并不认识的股东要求分配超额的公司资本（例如第11章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事件中）。在大萧条中，虽然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继续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他真正担心没有与美国捷运公司已辞职的上级保持联系，或者撵走平凡烟花公司能力欠佳的总经理。格雷厄姆既不想也不愿像现代企业兼并家那样玩世不恭地准备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垮一家公司，而不管雇员、经理和债权人的命运。对于金融界里没有责任心的年轻商人按几个计算机上的键就可使大银行破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社会方面持自由态度。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他在新社会研究院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吧。
一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
另一个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在写给女儿玛乔里的一封信中，格雷厄姆概略地讲了两个建议，一个叫FANN——“免费获得足够营养的原则”，另一个叫FFEB——“人人有饭吃”。原则：每个人都有权不付钱就得到营养——不多不少……计划：在每个需要这种服务的学校建立一个食堂，为所有进来索讨的人一天供应两顿营养充分的饭菜。不用大肆渲染。不向索讨者提出任何问题。不进行调查，不进行训诫说教……
主要管理：靠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他将担负两个同样重要的职能：
（1）确保需要充分营养的每个人——尽可能做到使每个人——就近得到饭菜。
（2）确保该计划不供应除了饭菜以外的任何东西（其他服务，例如，特殊菜谱或额外的食品都应在该计划外提供）。
我的评论：该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①趁机混入“免费取食者”的人数（他们“理应”支付餐费）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太多了？②能否把各种繁文缛节控制在最少限度？
“严格限制”的想法意味着按照救世军等组织的原则提供饭菜，但营养是充分的。
格雷厄姆当然是一个资本家，但由此可见他是个有社会关怀的资本家。
关于格雷厄姆的投资业绩几乎不需要我说什么了。业绩本身最有说服力。最近《华尔街日报》把他归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的行列，与他一起可以进入先贤堂的还有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他的平均回报率是17％——不如名单上的其他人那么高，但在1929年到1956年包括股市暴跌和大萧条在内的这段时期内，能达到这个成绩是创记录的。
人们不大了解的是格雷厄姆作为经济学家的杰出才能。这本回忆录的第16章阐释了他对大萧条时期一个最严重问题的想法——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市场和整个经济的短暂影响。这种兴趣使他写出了两本书，由于它们已停版50多年了，所以很可惜，其重要性以及与现在的关系就看不大出来了。这两本书是《储备和稳定》（1937年出版）和《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1944年出版）。这些书讨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本书是伴随大萧条而来的广泛贬值促使格雷厄姆动笔撰写的。该书提出一种稳定美国经济的方法，即用“一揽子商品”，像小麦、棉花和钢铁这种不易腐烂的商品来取代代表美元的标准支付手段——当时是黄金和白银。政府用美元购买这些商品，然后储存起来不断供应给消费者，换回美元。格雷厄姆在第16章中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提出了基本上与上述同样的理论，只不过转向国际背景罢了。当然，1944年的形势与1937年已大相径庭。战争结束了，大萧条随之也结束了，因为军工生产已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格雷厄姆现在看到的问题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通货贬值，而是商品匮乏引起的通货膨胀。但是他认为“一揽子商品”作为本位货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的形势：
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得到许诺，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更充分利用资源，军工生产的巨大成就已显示出这种资源利用的格局。战后不仅应当达到充分生产的水平，而且必须保持下去，不致发生曾经出现的、大家所熟悉的经济泡沫被戳破以及深刻的经济萧条的后果。
格雷厄姆对于为了维持价格而销毁商品的标准做法深为忧虑，甚至恼怒。以咖啡为例，他指出：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极端荒谬性，破坏地球的资源，这种事情不仅在经济严重萧条年代发生，而且在丰年和荒年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发生。从1931年到1943年，7500万袋商品被烧毁，相当于1000亿磅商品，足够供应全世界用4年。
他争辩道，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地发展，不断地增加财富，并向一直贫困的人提供商品。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储存的商品即“缓冲存货”可以吃或者转化为有用的制成品，在控制经济动荡方面也比一大堆闪闪发光却从不打算动用的金属更有效。对人类来说，谷仓比造币厂，无论在丰年还是在荒年，都是一种更好更有意义的储备手段。它可以立即稳定价格，从而稳定整个经济（这个任务是垄断集团想做而买际上做不到的），它也可以在意外灾难时期提供资源。本书对这个主张的可行性提供了严密的论证，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研究。
格雷厄姆一直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在回忆录中他对未能金榜题名并没多少愦憾，也没有庆祝财富带给他特权。他没有虚假的谦逊，事实上回忆录显示出一点点自诩的倾向，虽然这一点常常被幽默的谈吐和欣然放下架子的意愿抵消掉了。他是一个根深蒂固地爱用和聪明地使用双关语的人（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使用双关语）。除了双关语，他的微妙的幽默感使他的讲话十分风趣，也使他在写作和讲座中对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的阐述十分生动（一个杰出的例子是第16章中他建议法国人用酒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根据亲戚、朋友和学生们的说法，巧妙的和不可思议的幽默是他平常行为的特征。
格雷厄姆不仅精通文学，而且使写作具有个人特色。他的专业著作和文章的风格清晰有力，虽然往往有点商业文章的枯燥。他使用的词汇具有《华尔街杂志》这本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有影响的投资期刊的传统。为该刊撰写文章的要人，例如欧文·希尔、霍兰德教授、理查德·D·威科夫等等的照片和图片——他们衣领翻转，神情严肃——成为他们冗长文章的一部分。这种文章很少有现代商业文章中的广告性语言或数据化语言的特点。关于利润用的词汇不是“耸人听闻的”或“令人讨厌的”，而只是“令人满意的”或“吸引人的”。市场行情下跌就说“下跌”，而不说“走下坡路”。《聪明的投资者》的副标题是“一本实用的咨询书”。从他的目标和讲究实际来看，格雷厄姆使人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是他非常崇拜的人物。虽然谋求客观使他过分使用被动语态和其他非人称结构，但他的风格一般来说是生动活泼，能引起共鸣的。例如，这本回忆录非常出色地描写了他在早期曼哈顿的所见所闻：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正如格雷厄姆自己承认的，他的诗歌和剧本都写得不太好。尽管他很欣赏各个时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诗歌不是他的强项。不过他至少写过一首好诗，这首诗把他对猫的宠爱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总的局势的关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把这首诗称为《时间猫》：
啊，时间，你用小猫的舌头，
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生命稀少的精华；
当你喵喵唱歌的时候，
你的虎牙插进了我们的肌肤，
啊，时间，你用尖利的爪子，
狡猾凶残地猛扑到磨磨蹭蹭的人身上，
你诱捕，释放，尔后再次抓住他们，
赢得了难以捉摸的上帝的称赞。
啊，时间，你好奇地注视着，
我们的祈祷和哭泣诅咒不断过去，
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是你的战利品
——你的普天下的臣民！
格雷厄姆当剧作家的时间很短，这表明他塑造人物和编撰情节的能力不强。他的剧本《小蓬马杜》之所以能在百老汇上演，主要由于他与戏剧界的良好关系，而不是这个剧本内在的优点。
但是格雷厄姆对文学的热心是强烈的和真诚的，而且他还找到另一个途径——翻译来作出他的奉献。他用英语译出的拉丁诗（同事们肯定地对我说）是十分受人器重的。他还翻译了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小说《停战》。虽然没听说他正式学习过西班牙语，但他的语言天才使他的翻译达到了专业的、可以出版的水平。贝内德蒂的小说描述一个50岁出头的会计师，正在考虑退休。他早年丧偶，扶养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女们和他住在一起，但对他不亲热。有一个儿子离家出走，另一个气呼呼地拒绝与父亲讨论生活问题。这个会计师只能同女儿进行适当的讨论。最近受雇成为他的下属的一个年轻妇女闯入了他的老年生活。使他惊讶的是，他对她产生了好感，更使他惊讶的是，她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他为她造了一幢公寓，虽然部分时间她仍住在父母亲家。（她的母亲知道他们的恋情，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俩过得很幸福，但是说话、行动都很谨慎。他对女儿（她已成为女主人的可靠朋友）仍什么话都说。最后，主人公的退休日子到来了。小说的悲剧结局是，这个年轻的妇女突然死于心脏病，使得可怜的会计师第二次成为鳏夫。
这位主人公的处境和格雷厄姆本人的处境似乎有些类似，特别是在与年轻的妇女相爱方面。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兹尔离婚后，格雷厄姆曾与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卡洛尔·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