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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持有大量环球图片公司（Universal Pictures）的累积优先股股票，该股票年率为8％。这是家小公司，在大危机之前连续多年都支付了红利。但在那恶梦般的岁月里该公司也一落千丈，不再派发红利了。股票价格跌到了30美分，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打击。该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马克斯·莱姆尔却继续领取每星期3000美元的高薪，另外还要给卡尔·莱姆尔支付每周1000美元的薪水。这些薪水比付给优先股股东的所有股息还要多。我们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了。于是我便约他谈一谈。在他办公室外等了一会之后，我听到里边传来他那热情洋溢的声音：“嘿，格雷厄姆，请进来吧！”当我进去后，觉得有点神秘兮兮，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办公桌旁，满脸沮丧。他很懊恼地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呢。”（格雷厄姆·麦克纳米是环球公司的著名新闻评论员。）我无法说服莱姆尔降低薪水，但我们最终还是设法以相当不错的价格抛掉了这些股票。
很明显，我需要削减庞大的家庭开支，尤其是按照合同规定我没有固定薪水，只能从帐户的经营利润中取得分成。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租约，因为原来定下的租金实在太贵了。我很幸运地将这套公寓转租给达拉斯内曼—马库斯百货商店（Neiman…Marcus）的马库斯夫人，租期将近一年，租金与我当时租来装修时的租金相差无几。后来我们支付了些赔偿金把剩下的租金给免掉了。我们又在中央公园以西，在第91街的艾尔多拉多大厦租了一套房子，房租要便宜多了，但房子仍相当有气派。
艾尔多拉多大厦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查尔斯·戈特曼兴建的，他的儿子就是鲍勃，孙子就是安德鲁。查尔斯白手起家，从工程师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地铁建造商。同许多人一样，他那宏大豪华的公寓房也恰巧是在大危机之前完工的。显然他没有能力取得永久性资金以偿还建筑贷款，于是大厦也就成了别人的财产——这一损失超过100万美元。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钱，但他至少还有能力在他一度引以自豪的大厦顶楼租了一间大房子住下来，在塔帕湖畔，他还有幢夏日别墅——在那里他开着他那艘“克里斯—克拉夫特”游艇，我则跟在后面学习水上滑板，（当我们掉进水里时不知有多冷！）总的来说，他和他的大家庭的生活还是相当奢侈的。但在艾尔多拉多大厦的损失使他变成了一位改革家。他对所有人谈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体制”太不公平了——由于他口齿不清，“体制”成了“梯子”。据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必将被新“梯子”所代替，在这种新“梯子”下，银行是不会把一个倾注了大笔财富和心血的人的漂亮大厦吞并掉的。
大家都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在1929年的市场恐慌中，据说一个又一个投机失败者从经纪公司的窗口跳楼自杀。当然这种故事是夸大其词的，它们只是为了迎合公众的恐怖心理或所谓的“绞刑架式幽默”。但在那段该死的日子里，确实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这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完蛋了，其实有些人的境况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糟糕。我的第一位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他做鞋子生意赚到了一大笔钱，接着就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但是由于害怕要蒙受各种各样的损失，他把自己锁在车库里，喝了瓶威士忌，并把车子的引擎发动起来，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无穷无尽的烦恼。但实际情况是，他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所以他实际上给家里人留下了不少遗产。而且通过在我们帐户上的投资，后来他们的财富达到了好几百万美元。
我能理解这位老朋友的绝望心情，对他的悲惨结局也深表同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悲观与失望。不过，即使在我事业的最低谷，我也没有破产，而且当时剩下的财产在10年前看来还是相当可观的。财富和贫穷是个相对的概念——纽约的穷光蛋可能是加尔各答的富翁。而且对几乎所有人而言，当他失去4／5的财富后，不管他还剩下多少钱他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财富的损失对我来说还不算什么，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大危机出现后我不断地自责，不断地问这是为什么，以及对大危机能不能过去没有把握。此外我还要想：这么多的亲戚好友把他们的财富托付给我，现在他们都要和我一样痛苦不堪。你可以理解我当时那种沮丧和近乎绝望的感觉，这种感觉差点也使我走上了绝路。在1932年寒冷的初冬，我写了一首小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静静的，软软的，一如轻丝般的飞雪；
死神亲吻着孤独的人心；
它的触摸冷如冰霜，但总比无尽的忧伤好；
它的长夜一片漆黑，但总比不绝的悲痛强；
那灵魂不得安宁的人啊，何处才是你安息之地；
那可怜的雄鹿啊，你又怎能逃避丛林中的追捕；
烦恼缠绕着他的大脑，大地是它安息的枕头；
绝望笼罩着他的心情，泥土是它解脱的良药。
由于经济拮据，我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但前些年的成功使我将这种好习惯丢到了九霄云外，而这次大危机又使我重新勤俭节约起来。虽然我要经常自责——既然我已经预料到灾难要发生，为什么还是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呢——但更令我痛心的是，我不该享受那种不属于自己的奢侈生活。我马上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追求物质满足的关键在于为自己订一个比较低的生活标准，一种在绝大多数经济状况下都能轻易实现的生活标准。我在实际生活中对这个新原则的应用可一分为二：一方面，很有理智、值得称道；另一方面，有时则显得相当小气。
我下定决心不再炫耀财富，不再过不必要的奢侈生活，对那些力所不及的花费也要统统取消。贝雷斯福德公寓就是个痛苦而有益的教训。在随后的35年中，我再也不去租那些价格昂贵，中看不中用的房子了。但在另一方面，即纯粹的个人开销方面，我承认我太过于节俭了，有好几次当数万美元的大生意濒临险境需要处理时，我还在为一分一厘的得失而斤斤计较。我宁愿坐地铁也不愿乘出租车，我安慰自己说地铁更快些（所以我老是要匆匆忙忙地赶路），但我内心完全清楚我只是为了节约大约1美元的车费。与此类似的是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在点菜时我会挑菜单上较便宜的菜肴，甚至与母亲每周一次的聚餐我也要带她上中国餐馆——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在我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给母亲买了辆车，并雇了名司机（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司机）；但我开始觉得母亲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节俭过日子，没有汽车和司机，母亲也能活下去。幸好在花钱的时候，我对自己与对别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确信没有人认为我是吝啬鬼；当然如果大家了解我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话，他们会认为我是吝啬的。
在1930年到1932年的艰难岁月里，我一直忙于许多事务。我给《福布斯》（Forbes）杂志写了3篇文章，指出了这样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许多重要的普通股的价格非常低，而每股股票背后的流动资产（甚至是现金资产）的价值要比这一价格高出许多。其中有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经济真的这么糟糕吗？》这个问题后来在金融术语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大危机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现象继续影响着许多公司的股票。）我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经济研讨团体。虽然班级里少了许多人，我还是继续到哥伦比亚大学讲课。到了1932年，我开始着手写教科书（在1927年繁荣时代我就计划写这本书了）。
我请戴维·多德与我合作写这本书。双方同意我作为书的主编并以我的风格来完成整本书的写作。他则负责提出建议和批评，核对事实和参考资料，以及完成书中的表格。我们把全书的内容制成一张表格，还写了第一章的样稿，通过休·凯利，将它们交给了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pany）（休·凯利曾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他在麦克劳—希尔公司里干得很出色，后来成为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出版公司把材料交给了他们的审读者，哈佛大学金融专业的一位教授。我们看到这位教授的报告（按照惯例这是不允许的），报告对这本书大加推崇，而他唯一的怀疑是，我们是否有精力完成这样宏大的著作。他的评价使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深受鼓舞，他们决定给我们15％的非递减版税；而在一般情况下，版税是从10％开始，并且随着销量的增加而递减。我和多德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我拿3／5的版税，他拿2／5。合同于1932年年末签订，但直到一年半以后，第一版的《证券分析》才正式面世。
在大危机结束之前，即1932年12月，我又开始从事两项全新的工作，它们对我随后的生活起了重大影响。一项是在资产评估案件中担当专家见证人的角色。另一项则是我想出了“商品本位货币计划”，这使得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都留下了我的名字。现在先把它们搁到一边，等我写完下一段经历（1933年3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宣誓就职是这一阶段的开端）后，让我再来细谈吧。
第十四章 复兴之路：1933—1940年
1932年，道琼斯指数一度探底到42点，年终收于59点；由于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关闭了许多银行，道琼斯指数又跌至53点；之后便开始一路上升。1933年末道琼斯指数收于99点，1934年则与上年持平，1935年末到达144点，而到1937年3月的牛市高峰时，该指数已攀升到197点。我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好；事实上，比市场平均水平要好得多。4年前我们的本金为250万美元，而到了1933年年初时已减少为37．5万美元。但仅在1933年我们的利润率就超过了50％。受这些经营业绩的鼓励，我在饱受挫折之后重新确立了信心，客户们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是我的好友，也是这次大危机中的“患难之交”。
盖伊·利维是我们的客户之一，他建议修改1926年订下的合同，以使我和杰里能有机会分享当前的利润。按照老协议，在完全弥补亏损之前我们是不能参加利润分成的。这意味着：为了使帐户资本金达到1929年1月时的余额，我们赚的利润必须超过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