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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1][1].梁文道-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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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内地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在网络上公开征求人民的意见。各地各级官员领导,也不时上网会会网民,回答几条网友提问。我真 

心相信,他们平常有空是会上网的,浏览各大论坛,看看热议话题,观察网友的思绪和倾向。这是不是件好事呢?当然是好事。只不过, 

所谓的“网友热议”其实也可能是个迷思。网络论坛里往往是看的人多,留言的少;而且是极少。且以知名博客和菜头为例,他说:“以我的 

Blog为例,日均访问量是一万个独立IP,这意味着每天有一万个人来访问。在这一万人里,回帖发表意见的人有多少?平均每天不超过100 

帖,也就是说只有1%不到的人会参与讨论。”如果仔细查看所有网络论坛上最受追捧最受争议的帖子,我们将不难发现部分网民其实都是 

沉默的潜水艇。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但是他们不说话。潜水艇为什么不浮出水面呢?有可能是觉得想说的话都已经被别人说完了,也有 

可能只是没兴趣,或者懒得打字。至于那些留了言的,不管他是片言只语还是长篇大论,则一定是比较有情绪有意愿也比较有闲的人。真 

能把后者的话当成前者的心声,以部分网民的留言为全体网民的民意吗?然而,我们还是很笼统地说“网民认为××××”。也许有一天我们真 

能找出一套工具去精准地分析网民留言,从里头萃取出全民的意志。也许有一天,民意调查的方法已经进步到了误差极少极少的地步,不 

用投票,我们就知道选举的结果。 

   即便如此,选举还是必要的。因为投票和民调的分别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的。人的意见浮动不居,今天喜欢吃苹果,说不定明天 

就爱吃橘子了。对于一项公共议题,刚开始,我可能有一个粗糙的感觉,所以我的反应也是初步的。等到后来消息更多,所知更全,我的 

立场可能就不同了。而民意调查总是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投票,则是这个过程的决断时刻。面临一次投票,我必须很自觉地主动搜 

集资讯主动思考辨析,因为我知道它不是简单的意见表达,而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餐馆点菜,餐牌刚到手,你大可以左挑右选自言自语, 

但是当侍者记下菜名转身而去时,一顿饭的好坏就这么定下来了。菜不好吃可以退回去,但选出来的人不理想,就只能等下回了。 

   马英九现在的民意再低,台湾人也不能叫他随便下台;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不顾高达七成的反对民意,悍然出兵伊拉克,英国人能奈 

他何?除非发动罢免,而那是另一次的决断了。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神圣”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它不是你兴 

之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决定”的政治之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人民其实不必负责,后者的人民却要背上千斤重担。 

尊重民意的施政当然很民主,但它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位声称不必投票的茶客说:你这周日还是要去投票 

的,除非你觉得不用负责的人生真是幸福真是轻松,只想当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又或者你认为代议政制还不够民主,那么就该站出 

来大声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实践。 



                                  原题为“投票不只是为了表达民意”,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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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等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一时之间, 

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 

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 

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曾在其名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有 

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却出现了“政 

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 

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 

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 

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 

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荣 

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 

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 

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 

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 

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 

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 

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干隆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 

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 

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 

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某些人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 

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 人,文王为西夷之 

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 

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 

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 

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 道德评判, 

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 

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 

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 

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 

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 

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 

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损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 

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后者则是要站稳党 

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于是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 

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 

   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 

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 

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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