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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开讲》的出现至少使某部分人把收看这个节目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把这当成
自己的一种观点的来源。而这个节目事实上正在成为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时局者的精神家园。
当然，他们也会从众多的、平庸的讲述事件千篇一律的来信中，发现那些持高论的隐士或者事件的真实经历者，这往往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2002年的佛指舍利赴台直播事件，轰动两岸。曹先生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在评论时涉及这个问题，他掌握的资料是这次舍利赴台是第二次离开法门寺。就这个细节，当年的一位亲历第二次舍利离开法门寺的观众专门来信，认为这是第三次，并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舍利新出土时，曾专门复制了两枚舍利。后来舍利曾被偷走，中国佛协即调那两枚舍利进京，复查真伪。这样的故事，只有亲历者才会知道其中细节。当然，期待更高质量的观众是一件幸福的事。
雪片般的观众来信仍在制造着对于这个节目来说相当重要的光环。
曹景行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
◎ 评论员方法解密：曹景行讲信息、阮次山访政要、何亮亮谈资料、杨锦麟在读报，四个人都有管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取秘密的渠道。
众多的媒体试图得到他们讲解方式的来源。因此而形成的猜测增加了这种能力的神秘。有位先生曾在某次见到曹先生的时候，询问他如何可以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并且能够坚持一周五天不重复地从国际政治、甚至经济的层面上扮演信息大师以及观点提供商的角色，军事、包括灾难的降临都在他的表达范围内。当然，媒体也常批评曹先生以及众多的评论员们全知全能的角色，甚至戏称他们为“万金油”。
曹先生身历这个转变，他理想中的评论员其实与专栏作家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是在平面媒体上字字珠玑，而在电视上则只需要用嘴说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系统。这个系统由经历、学养、见识组成。更多的阅读以及对于某些事的简短关心，都可以使自己对某些事物有一种基本的评判标准。有的正好在自己的关注范围里，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但他和他的同行们知道怎么样寻找准确的信息、资料、背景，知道怎样用最快的途径找到知情人，知道如何从纷乱的信息中找到最重要的一点，理出头绪，向观众阐明。他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在写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对于这个时代当下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话题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也许是某次会议，但都是他的“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他认为，许多人常以为自己在电视上讲话多了，就把自己当成某方面的专家，甚至学者。其实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已。他惟一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的从业媒体多年来养成的思维系统。因为一个记者，有时并不要求你是一个专业方面的人才，相反，记者只需要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观点，然后找到相关的人，了解到那些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或者自己的观点。而他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力，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基本判定而已。
真正的记者有时候就是“万金油”。
需要什么都懂一些，并且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找到答案，或者告诉大家目前这件事发生后的各方反应就可以了。这才是记者的天职。评论员更多的时候也是记者，只不过是把各方的信息，以及重要的观点梳理出来，找出自己认可的答案，告诉观众。这些都是曹氏做评论员的基本心得。他的方式普通实用，更像是评论记者，他因此而喜欢用密集的信息量来告知某件事的背景与走向。他认为：“评论员永远不是预测家，能预测，为什么不去预测‘9·11’！有时候信息可能比结论或立场、观点更重要。”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8）
曹先生的密集信息来自于他独特的收集信息的方式。关注时事，大量阅读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或者是性格中的一部分。他每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阅读报刊。曹认为他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阅读、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不睡觉的时候就在工作。正因为如此，出差或休假倒成了曹先生的一件麻烦事，一回来就会发现有堆积如山的报刊急需消化。
香港台湾方面的报刊，大多数有上百版，他出差一周回来后，至少得在一天内读完将近
千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了经常外出采访，曹先生的信息来源大都来自报刊、电视和互联网。他戏称自己是一个二手新闻处理中心。
阅读报刊寻找题目仅是曹氏评论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曹先生形成的一个基本形态最后有了一个程式。董嘉耀揭秘说：“曹先生每天在早晨读过大量的资料后，会与他商定一起谈论的题目。然后他会大量地搜集当天关于此事的所有报刊方面的说法。这些说法最后都会成为他论述这起事件的一个基本的依据。当然，所有的事件只是一些基本素材，曹先生经过消化后，讲出来的则都会成为他梳理完毕的观点。”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采访、评论以及与各地朋友频密地交换看法，是验证自己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重要途径，不可能只是报刊、互联网。曹先生认为：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就是能够比别人更快地进入一个本来不熟悉的领域，知道怎样去寻找相关的人和资料。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化的一个程式。这样的程式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重要的是，思想与见解仍然是曹氏的一个重要的消化器。
对于报刊的依赖几乎成为评论员的重要利器。阮次山的方式除了阅读外，就是广布”线人“。他会在确定下当天的题目后，打电话到自己遍布全球的当地的“线人”那里。这些线人大多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媒体的记者，也许是某个方面的专家。阮先生的办法代表了他的理念。他希望自己在评论时，得到事件发生地的人的确认及当地的主流意见。采访是惟一可靠的手段。一家媒体在请阮先生撰写一个即时评论时，阮先生的回答是“我得给当地人打几个电话后，再确认”。
因此，阮先生的评论充满大量的细节。在谈到台湾某几个党派的内讧时，他会讲出十几年前某某与某某曾是情敌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而他作为台湾人及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经验，更是成就了他评论中“精准的判断，密集的细节，独家采访式的首次公布”的新闻范式。
曹景行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在凤凰卫视，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最用功的。”这里面就包括阮次山。阮次山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做到这一步，名利已不是考量的因素，我常常问自己的是，每天你做这个节目，从专业的角度和职业道德来说，这样做是否能够对得起真正的观众。”
当然，阮先生仍然承认：“现在网络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收益者，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必须要半夜两点钟去买一份美国将要出版的第二天的报纸，因为你要得到信息。
“电视有了，可是我要看文字，电视不够，现在不用了。现在网络太好了，所以对我来讲网络太宝贵了。
“我每天看至少十份中文报纸，两三份台湾的报纸，香港的报纸也看，不可能全看英文的，我一直强调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不看中文，怎么能让我思考全面呢？”
但曾运用电脑，并享用网络的快速与神奇的阮次山，则一直无法“换笔”，到现在仍用繁体字写作。他用笔写文章，一千多字一个小时即可搞定，但用电脑则要三个多小时。所以写稿问题仍然实现不了现代化。他笑自己是“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阮先生与政要的熟悉使他的评论充满权威与自信。他采访过至少十个国家的政要，以及全球所有国家的驻华大使。他相信与政要成为朋友，会使自己的评论有建设性与可操作性。这使他的评论有时候更像是某个政策的解读或者是某个事件的对于国家的建议。比如他曾经在节目中建议中国收留萨达姆来中国避难。也曾写信规劝香港某教会的教主不要参与政治等轰动一时的“左派行动”。能够引起当局重视的案例当然是那次处理民航飞机遇难事件。阮先生的方式越来越具有政治家的理念。他总是果断地判别某一件事的最终的后果，并试图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些可能正是复杂的阮氏风格引起高层关注的首因。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9）
评论员们的信息来源大多数时候都“异曲同工”。何亮亮拿手的仍是信息的搜集与资料的整合。
何先生也会关注报刊，但他的信息来源则显得相对简单。他确定题目的依据大多数都是最近以来周边国家的大事，除非遇到相当大的事，他一般不做当天事件的评论。许多东西他都会沉积两天，或者做连续的评论，他总是试图给这个事件一个完整的深度解读。
杨锦麟则在老板刘长乐的灵感下，成为一位职业读报人。他的这种职业显得干净而单纯。如同那则广告，“杨锦麟带你用新方法读报”。当然，他只提供那些观众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报刊与电子媒介的报道。这种补缺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展览。观众可以从中选取到自己喜欢的说法，也可以对那些不喜欢的说法表示拒绝。当然，很难想象，老杨正在依靠自己喜形于色的性情为评论增添新的魅力。他正在使冰冷的观点有了情绪与色彩。而那些随处可见的感叹词与意到话到的论语，仍然引起观众的兴趣。
老杨的方式除了网罗了几位评论员共同的优势外，他最大的武器就是让这些评论有了情绪。你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痛快淋漓地拍着桌子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以及他在评论中，相当有情绪地慷慨陈词，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我驻菲大使的言论。有观众被他的豪气吸引，追求痛快与到位的观众正在成为他忠实的观众。大家觉得他的方式很解渴、很痛快、很过瘾。听听那些不断地为老杨叫好的来信怎么表达吧：“虽然时事评论要求理性、客观、冷静，但有时直抒胸臆，秉性直言也不为过。”
“我们认为你是条真汉子。”
老杨的秘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那几套永远都穿不旧的唐装。这使他的形象与气质、包括选择评论的说话方式，都显得更加协调、可敬。
第十五章：同类项（1）
凤凰卫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有时候你会发现，凤凰卫视的众多品牌节目，都源自偶然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的试验，到最后成为凤凰卫视的常设栏目。2003年间，如同每次直播，凤凰卫视都会在形态与节目上
出“新”，突发的伊拉克战争直播，使凤凰卫视开始应对这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播评论会战。
许多精巧与别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