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靠，几乎全都不具有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从烟草业在吸烟和疾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观察及其后果。烟草业人士可以把吸烟和癌症之间存在的联系说成只是一种可能，而并非已经确定。这样一来，对尼古丁上瘾便找到了一种口实，可以使关于吸烟导致疾病的所有统计学证据全都大打折扣。
保罗观察一定会使流行病学家感到特别难受。在理想情况下，他们的学科是既有统计学调查，又有可以重复的用以显示生物学因果规律的试管实验，结合了两方面工作的长处。可是，在通常情况下，调查研究工作总会比实验室工作进展得快些，也就是说，流行病学获得不确定性知识要超前它的确定性知识。加里·陶伯斯（Gary Taubes）已经指出这是流行病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流行病学早就成功地发现行为和疾病之间在统计学调查中存在着十分可靠的联系，并加以详细地描述，例如吸烟和癌症，环境和疾病，被动吸烟和癌症，等等。然而，在作出这些发现的同时，目前也仍有一些现象，充其量只有勉强的统计学结论，例如关于电磁场导致白血球增多的问题。如果说稍许一点不确定性都会引起非常大的怀疑的活，那么，较多的不确定性，那简直就绝对不可信。有关知识和不确定性的第二种现象，是〃马柱尔观察〃：媒体对某一种技术报道得越多，公众反对那种技术的情绪就越强烈，即使有关报道不偏不倚也无济于事。阿伦·马柱尔（AllanMazur）在研究加氟和核动力争议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技术就意味着要改变什么，改变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便是冒险。冒险，那自然必须慎重。这种情绪并非是媒体本身造成的。马柱尔指出，这种情绪是很平常的，平时潜伏着，只有当媒体对某个技术问题进行广泛报道时，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哪怕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太多的吹毛求疵，那也会挑起公众对它所报道的技术的恐惧。最后一种现象是〃推翻科学结论〃。人们普遍有一种信念，即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直线式的，总是不断积累增多。昨天的科学结论全是可靠的真理，今天的结论，只有建立在昨天结论的基础之上，才可以放心地相信。由于有这种信念，当今天的结论与昨天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推翻了昨天的结论时，有些人便会因为科学未能满足那种理想中的期望，病态地幸灾乐祸。更多的人，则由于突然发现科学有时也会出错和科学家并非完人而大失所望，感到灰心丧气，甚至不再相信科学。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忽视了科学也是一个由人在其中活动的领域这一事实。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抽象的原则，那是十分有害的。当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迫使天文学家修正他们对于宇宙年龄的估计值时，由于推翻了天文学家以前的结论，就曾使他们大丢脸面。不过，那样的否定，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恐怕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当推翻科学结论影响到关于医学和健康的科学知识时，问题就会严重得多。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们希望逃脱那不可避免的衰老，因此，他们时时关注着涉及健康和医学的科学新闻，并按照那些新闻中所教的办法行事。当今天的这一类新闻与昨天的新闻发生冲突时，他们便会作出结论：科学愚弄了他们。我们来看一下防老剂的例子。就在不久以前，科学家和公众对于维生素A和B的作用，曾一度达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相信这两种维生素可以预防癌症，因为它们含有的防老剂（抗氧化剂）有助于阻止自由基作害，而自由基常常是同癌症伴生的一种物质。人们开始普遍服用这两种维生素，他们相信有关的科学知识，按科学行事。不料，在1994年，芬兰的一些科学家报告了他们的一项研究结果：在对照试验中，同是抽很多香烟的两组人，服用这两种维生素的一组，患肺癌的比例高于服用（不含维生素的）安慰剂的另一组。对饮酒与心血管保健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混乱。前不久，一项美国人的研究发现，适量地饮酒，每周一到三次，对于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最为理想，饮什么酒，效果相同。可是，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丹麦人的一项研究说，每天饮三到五次效果最好，但仅限于葡萄酒。那么，到底该听谁的？是一周最多饮3次还是一周最少饮21次，是仅限于葡萄酒还是饮无论什么酒都行？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最大的混乱莫过于关于乳腺癌的看法。从1994到1995年，公众对乳腺癌的看法在许多事情上都十分迷惑，很不一致。例如，患乳腺癌是由于遗传因素还是由于所说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是否有统计错误和科学上的错误，补充雌性激素的治疗方法有多大的风险，等等。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癌，所以，对它进行各种科学研究产生出种种不同的结论，那是特别令人恼火的。为什么这些科学报告会彼此矛盾，互相推翻？那是因为科学家也是人，而人的知识是不完善的。可是，当人们期望科学知识多少总该具有确定性时，那也就是在期望它们是完善的，于是科学知识就被认为有了道德瑕疵。不确定性和不完善，肯定便不会被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相反，人们肯定会认为科学知识背叛了他们，因为科学毫无道理地辜负了他们的美好期望。
以上就是观察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所发现的九个特点，我只是按照事实把它们描述了出来。它们在咒唤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归纳如下：头四个特点构成了一个总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咒唤科学才成为可能；接下来的两个特点，涉及机构权威和个人声誉，表明如何由前者咒唤出后者（道勒观察）以及如何由后者咒唤出前者（科学权威的假均衡）；最后三个特点是是关于知识和确定性，表明如果通过把科学知识说成是确定的知识或者说成是不确定的知识，随心所欲地让它们看起来更好或者更坏，这无异于一种炼金术士的把戏，一会儿把贱金属点化成贵重金属，一会儿把贵重金属点化成贱金属。
在这些观察到的特点中，有一些是相互冲突的。按照道勒观察，科学家个人总是要借助科学的权威来抬高自己的科学声誉；但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又表明，这种机构权威也可以被降至等同于个人。由托默观察我们发现，科学被人们看作是道德方面和事实方面确定性的天然源泉，然而，根据保罗观察和〃推翻科学结论〃现象，一丁点不确定性或者暖昧不清便会毁坏科学的全部这种天然力量，而让人们失去对它的信念。我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这些描述还不完全，我欢迎读者来补充、更正和修改，提出你们的观察意见，用更多咒唤科学的实例（插曲）来充实这样的描述。
我觉得我还需要在全书结束之前补充说明几个问题。我在书中只是简单地把美国人分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两大类，这样做，如果考虑到人们的科学素养千差万别，其实并不妥当。对于美国人内部因人种、阶层、性别和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我也没有进行分析。我承认文化问题具有社会属性，其实就是把社会学知识看作是人类学家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然而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的是文化问题，而没有考虑社会变量，那是因为，本书的宗旨是作为一个文化难题来论述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只打算先勾勒出它的轮廓。我尽量只限制在一个难题上，否则，便会牵扯到其他许许多多难题和事情，因为它们也能够与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这个难题联系起来，结果这本书的篇幅就会过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以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个文化难题，会对那些打算探讨相关社会问题的人士有所帮助。例如社会学家，也许还有其他人，他们便可能需要有工作来揭示人种、阶层、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变量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使我不得不考虑一个与此有关的难题。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十分关注涉及权力的那些问题。我曾向其他学者请教过他们对于权力的看法，有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问（有权与无权是怎样与生产资料发生关系的？），有时则以福柯（Foucault）口吻提问（知识怎么会转化成能够使所有人都失去人性的一种非人的权力文化？）。就像美国的南方人为了探明一个人的立场，首先会问：〃你在哪里做礼拜？〃我们为了彼此摸底，也可以问：〃你对权力是怎么看的？〃
我希望有人向我解答那个问题，可是，我得到许多非常不同的回答。我的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理论并不是一种权力理论。它只是一种解释学理论，讲述一个关于意义和符号的故事，理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我知道，我的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观点是可以与权力理论交叉讨论的，权力可以为那些善于操纵科学符号的人所占有。事实上，我在解释林顿·拉罗契及其一伙为什么在他们掀起〃动议64〃运动过程中会得逞时，便已经指出他们利用常见的科学符号，在明目张胆地玩弄政治权术。然而，我探讨的其他几个实例，却没有这样直截了当。诚然，反对加氟的人也利用了好些符号，以帮助他们在公民投票中获胜。创世论者则通过对进化乱下定义，恣意诋毁，来制造声势，企图抬高创世说的声誉。在这两个例子中，解释学都涉及到了权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解释学简单地归结为权力，尽管也可以用权力欲望来解释许多事情。事实上，现实中的强大思想潮流才是真正的驱动力。那些反对加氟的人真的认为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实实在在地侵犯了个人的人格尊严，那些创世论者也确实相信进化论思想要为道德混乱承担重大责任。在我们把这些现实思潮考虑进来时，权力理论即使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也非常不够。当那场反对加氟化物的运动在公民投票中赢得60％的选票时，那的确是权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那场运动并未去巩固所获得的权力或者去享用它，而是在又出现了其他的美国人关心的现实问题时，便烟消云散了。这表明，我们称之为〃权力〃的东西会被我们称之为〃现实存在〃的东西所转移。我所讨论的另外两个插曲，更与权力没有多少关系。有人可以说犹他大学的那几个人在觊觎有利可图的专利权，也可以说电影制片厂制作科学狂人影片是为了赚钱，这都不错。但是，这种说法还是无法解释有那么多人相信冷聚变和出现科学狂人故事的文化背景究竟是什么。其实，两件事情的文化背景都是来自同权力没有多少关系的、早已有之的文化意义。因此，我同意关于科学的解释学有时要涉及到权力，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注意到这种交叉。但是，在把权力理论的位置摆放适当以后，我仍然坚持，在其他几个插曲中，关于科学的解释说不必考虑权力的作用。这就是说，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这些问题不应该等同于权力问题。此外，在处理解释学对称性问题上，我也要补充几句。在我用作实例来说明我的理论而举出的几个插曲中，按理说，我应当对争论双方各自如何利用符号表达他们的意义，进行不偏不倚的描述。例如，对于主张加氟一方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