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昴悄昕贾行悴牛�28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加入同盟会，见到孙中山。 董必武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始革命活动，1918年3月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次年春天，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枪杀。董必武逃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此时，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租了一处房子作会址，并邀请董必武、张国恩主持会务。董必武、张国恩便在这所房子内住下。 张国恩（又名张眉宣）是董必武的同乡好友，和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从鄂西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遇见了詹大悲，詹大悲住在他们斜对面，詹与他们早就相熟了。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同在渔阳里居住的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谈马克思主义，谈列宁，谈十月革命，谈社会主义。董必武从此也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并转向社会主义。 1919年秋，董必武和张国恩回到武汉，准备办报，因资金困难未成。董必武遂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办起了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 张国恩回武汉后，担任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监，他以前曾在该校当过教师。张有律师资格，又在武昌抚院街开了律师事务所。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茶馆相会后，便着手建立党组织。 董必武、张国恩在当年夏天曾接到李汉俊来信，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小组。两人建立小组，人数太少，董必武便介绍了陈潭秋，张国恩介绍了包惠僧。 陈潭秋曾积极支持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并被董聘为英语教师，担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是董必武的密友。 陈潭秋是湖北黄冈县人，祖父是清朝举人，16岁考入湖北第一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9年毕业后，他通过同班同学倪则夭的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倪是董的同乡。 包惠僧也是湖北黄冈县人，湖北第一师范毕业生，是张国恩的学生。他在1917年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于是他改行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到过上海、广州、北京。陈独秀在1920年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向陈独秀进行采访，作过一些交谈，因而相识。 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参加。他们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武汉建立党组织后的活动计划，最后，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众人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了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 刘伯垂有律师资格，他为了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索性在“老虎口”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机关，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不久，便发展了湖北一师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入党。 张国恩由于忙碌于律师工作，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党组织成立3个月后退出。 1921年春，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离开武汉去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之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在离开武汉时，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在武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恽代英，他从五四运动直到武汉党支部成立，一直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他发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1920年初又在武昌横街创办了著名的利群书社，该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进步书报杂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利群书社的工作人员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对中华大学学生有很大影响。 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李汉俊、袁振英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都曾先后到过利群书社，想同恽代英以及利群书社成员林育南、项英（项德隆）、李书渠、李求实、卢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党支部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也曾同恽代英交换过意见。1921年夏，利群书社召开大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共存社。1921年冬至1922年春，恽代英、林育南、卢斌、项英、李求实等大多数共存社成员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山东济南最早传播新文化的是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山东比较活跃的人物，曾代表山东省议会前往上海，吁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1919年冬，王乐平开办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传播马克思主义。 王乐平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相识，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后，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他把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让给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的一位佃家的儿子，12岁才进私塾读书，20岁来到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刚刚来到济南不久，便遇到了五四运动，他代表山东学生会去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对外联系的罗章龙，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通讯员。这使王尽美的思想发了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最初10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山东省一中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都是积极分子。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人，是水族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6岁进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16岁离开贵州来到济南。他从西南来到山东，依仗叔父的帮助。他的叔父是清朝进士，在山东做县令，写信要他来济南读书。 这样，邓恩铭于1917年10月来到济南，进一中学习。五四运动中，邓恩铭被推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与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 王翔千比王尽美大10岁，是山东诸城人，是王尽美的远亲，因而相识。 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 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第二十七章 南湖船头
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7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11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