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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
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始排斥和打击异己，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连原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成员。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经过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的审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当时共产党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害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总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层工作。党组织允许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不久任命他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王明自称是宣传部长。10月，调任他为《红旗》报编辑。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彩印工会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车带到老闸捕房。当巡捕间王明姓名、住址时，他说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鸭绿路有党的机关，这样就影响了机关的安全。
当天下午“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就和“340号”巡捕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给大洋14元酬劳费。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从一个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铅笔，又找到几张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信，折好后交给那个巡捕。王明的信是写给其挚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现任中宣部秘书潘问友的。信中内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请求营救。王明还托巡捕向潘问友询问高介三的住址。 李求实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说：“王明这家伙靠不住了，我们马上搬家。”
李求实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关，立即在一天内搬家。潘问友给王明复信说：“你的事转华丰公司代为照料。”对于询问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问友不久被捕，当了叛徒。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时间后，被解送到提篮桥牢监内特犯间，英租界当局宣布将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中国监狱坐过牢的人说，国民党用刑残酷，他惧怕引渡，再加上他发现一个同时被捕的人有叛变嫌疑，更增加了惧怕情绪。夜半，王明想出一个办法：要同时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记录和签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担责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对那位同志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你可以承认一些，说你是来作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 但那人表示：“我坚决不向敌人低头。”王明当场被他顶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开庭审讯，提审王明时，判官问：“叫什么名字？” 王明答：“王杰仁。” “哪里人？” “安徽人。” “多大年纪？” “19岁。” “干什么的？” “开米店的。” “为什么到彩印工会去？” 王明哭着说：“老爷！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吴鲁卿先生。”
敌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经王明这么一说，便给蒙蔽了。王明又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同他认“乡亲”。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德国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关节，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个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写一个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狱。
王明出狱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询问过他的地址，已严重威胁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敌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来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缉。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谈论结束时，王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但遭何孟雄反对。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也给予处分。
但是，王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