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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接着向大会传达了临时中央的指示，并表示支持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并说中央认为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
关向应发言之后，潘家辰当场气得昏倒在地。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夏曦等人的恶劣作风，杨光华也作了一个支持夏曦的报告。许多人慑于中央的压力，从批评夏曦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夏曦等人站稳了脚跟，更毫无顾忌地对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夏，夏曦、杨光华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肃反委员杨成林，对夏曦乱捕滥杀政策起了疑心，质问夏曦道：“这些老党员为革命奋斗多年，逮捕和杀害他们缺乏证据。”
夏曦认定杨成林有意包庇反革命。杨成林知自己性命难保，便给夏曦写了一封信，谓：“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今后也绝对不当反革命。”尔后化装成渔夫，连夜出逃，以后一直下落不明。
“左”祸使洪湖革命区在几个月内被捕杀的达数千人。
一大批有丰富指挥经验的红军指挥员被诬杀，部队战斗力减弱。此时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左路军10万余人大举进攻湘鄂西苏区。在严重的形势下，夏曦便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命令红3军主力在襄河以北活动，计划在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寻敌作战，开辟鄂中根据地。7月2日，红3军第8师围攻京山县城，主力部队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敌左路军第四纵队阻止红3军南渡襄河，第一、二、三纵队则收缩靠拢，企图围歼红3军。贺龙率红3军撤围京山，向西转移。夏曦由“进攻战略”一变为消极防御，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要求红3军构筑工事，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进攻。夏曦多次召开会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在会上力主红3军开赴外线，寻机歼敌有生力量，打破敌人“围剿”。夏曦根本不听，他命令红3军不得离开洪湖，要红军用“两个拳头”打退敌人进攻。8月11日，蒋军向湘鄂西苏区中心地区进攻。夏曦命令红3军攻打沙市、草市。红8师袭入草市，歼敌500余人；红7师攻打沙市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红8师攻打草市取胜，夏曦得意忘形，遂作出决定，将红3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他自己率红7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另一路由贺龙、关向应指挥深入敌后，转入襄北打击敌人。贺龙等不同意夏曦的决定，再次提出集中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夏曦固执己见，决不收回成命，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向贺龙、关向应下达命令。贺龙说：“命令可以执行，但要将两种作战方案电报党中央。”
贺、向率红军主力北出后，蒋军对洪湖地区进行“围剿”，红7师付出了血的代价，部队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夏曦仍对红7师指挥员说：“谁放弃阵地，就杀谁的头。”夏曦明知机关重地瞿家湾不保，便同杨光华等人商量撤退。红7师指战员正在浴血苦战，战士们喊着“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同敌人作最后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咬着敌人的耳朵死也不放。此时，夏曦、杨光华考虑的是在撤退时如何处置被关押在瞿家湾地区的一大批“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他们命令政治保卫局将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数被枪决，半数被装入麻袋推进湖中。这些革命者没有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杨光华等已成惊弓之鸟，扔下后方机关和大批干部、群众不管，他们在红军战士保护下撤往江陵。蒋军惨无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时间，血染湖水，尸横遍野，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被敌人杀害，洪湖苏区几成无人区。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杨光华随第7师行动，一方面筹军饷，一方面相机处理江陵、监利“肃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光华在白露湖畔的陈张台亲自布置杀害100余名被诬陷的干部、党员。
红7师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区后，敌人紧逼而来。身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临阵脱逃。他找到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声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银元、衣物后，化装后逃往上海。杨在上海向临时中央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奇文，粉饰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涛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8师、红9师从浩子口进入荆门地区，在川军侧后牵动敌军。9月中旬，红8师、红9师渡过襄河，向鄂军侧后活动。不久又转到京山地区。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将红3军兵分两路，命红8师、红9师出击襄北，他自己率红7师等部构筑堡垒、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去电报，谓：“红3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歼灭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
夏曦对挫败敌人的“围剿”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央局的电报秘而不宣，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的作战方针。9月7日，敌军占领朱河。夏曦指挥红军向张金河转移，进入监利时，又同敌军遭遇，他命令红军突围，但又不能沉着镇静地组织撤退，以致人拥马踏，许多战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将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强行遣散，许多人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电台和报务人员也在混乱中丢失，从此通讯联络中断。
10月上旬，敌军各路“围剿”部队向根据地最后一块地盘江陵县沙岗地区合围。夏曦命王炳南、卢冬生率独立师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向西北突围。夏曦这时到处寻找杨光华，后来才听李家芬说，杨光华要了一些银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书记，要他留在鄂西坚持斗争。红军独立师突围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才突围出去，渡东荆河，向襄北转移而去，在大洪山区同贺龙、关向应部会合。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便在枣阳王店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少人提出红3军开到豫西地区，甩掉敌人追堵，然后转移到陕南活动，再向汉中发展，待经过休整后，择机打回洪湖苏区。夏曦坚决反对，他说：“红四方面军可以放弃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们也可以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湘鄂边去。”会议争论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军转移到湘鄂边去。他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长江号称天堑，襄河、长江这一段敌军已经设重兵扼守，从这里穿过，凶多吉少，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主张红3军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11月初，贺龙率红3军1．4万人，从随县以北出发，开始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夏曦在艰苦的远途转移中，仍然一意孤行，进行所谓“火线肃反”，又诬杀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
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红3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1．4万人减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172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3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3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年4月，红3军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
第二十章 卖命不讨好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