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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月27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 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 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 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
第二十四章 撤出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一方面在白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30年5月，原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回国。8月，他将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时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争取广大黄埔军校同学参加，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杭，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使蒋决心置邓演达于死地，以30万元悬赏缉拿。 次年8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蒋介石虽百般威胁利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等，但邓演达不为所动，他始终横眉冷对、大义凛然。蒋介石又提出要他答应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他严词拒绝说： “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 这铮铮铁骨，使蒋胆寒，尤其是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使蒋胆战心惊，因此决定除掉邓演达。11月29日，秘密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的邓演达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宋庆龄曾为营救邓演达，面见蒋介石，蒋花言巧语，敷衍搪塞。后来宋庆龄得知邓被杀，无比愤慨，挥笔写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向全世界宣告：“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的领袖。” 宋庆龄从营救邓演达未果中吸取教训，便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建立营救政治犯的组织。1932年12月18日，她同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表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翌年1月，上海和北平成立了分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立即投入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是波兰人保罗？鲁埃格的化名，他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的公开名称，它的任务是组织和资助中国的工人运动。牛兰于1930年春由莫斯科来到中国。1931年6月15日，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后引渡给国民党军事当局，被监禁在南京、苏州等地。牛兰被捕的消息传开，轰动中外，国内外著名人士迅即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收到100多位德、法、美等国著名教授、作家、艺术家请求营救牛兰的电报。 1932年7月，宋庆龄、杨杏佛、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中外知名人士组织了牛兰夫妇营救会，宋任主席。她多次去南京找汪精卫和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牛兰夫妇被判处死刑，由于宋庆龄的大力营救，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对牛兰夫妇下毒手，减判为无期徒刑。后来牛兰夫妇得以越狱逃跑。 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陈藻英，以及著名作家丁玲等。 许德珩等是在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3团去镇压北平抗日救亡运动时被捕的。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得知后，立即代表民权保障同盟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和天津卫戌司令于学忠，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禁之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许德珩等被营救出狱。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罗登贤和总工会宣传部长廖承志，因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叛变，而被捕。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又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窗好友，经宋庆龄、何香凝的营救获释。罗登贤是共产党重要干部，虽经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多方营救，但蒋介石还是于1933年8月将他秘密处决了。 陈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师长，他率领部队先后生擒了蒋军34师师长岳维峻、69师师长赵冠英。1932年，他在作战时不幸负重伤，化装到上海治疗。出院后他在路上被叛徒认出而被捕。陈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当过孙中山的卫士，曾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宋庆龄脱离虎口。1925年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突遭林虎军袭击，勇敢机智的陈赓背起蒋介石逃生，对蒋有救命之恩。 陈赓被捕后，宋庆龄立即设法将其被捕消息公布于众，《申报》以《共党红军军长陈赓在沪被捕》为题作了报导。 蒋介石想通过陈赓来影响红军中的黄埔生，对陈进行了一系列的劝降活动。命令用专车将陈赓从上海押往南京，蒋介石在他的手谕中写着：“查陈赓乃余昔之袍泽，勇冠三军，于北伐中卓著劳绩，姑念年轻失足，误入迷途，宜加珍惜恕容，多于照拂，促其幡悟，若能起誓归顺，效忠党国，定当重用。” 陈赓被关进南京卫戌区司令部监狱。蒋介石派陈赓的黄埔军校同窗好友去游说陈赓，陈赓不为所动。蒋介石下令将陈赓押解到南昌，想以校长的威严软化陈赓，把他安排在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以锦衣美食加上蒋的心腹秘书邓文仪的劝降，但仍无结果。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南昌百花洲科学仪器馆会见陈赓。蒋介石走进客厅门口喊道：“陈赓在哪里？” 陈赓拿起了报纸翻阅，不理睬。蒋走到陈赓身边说： “你是我的好学生，你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冷言冷语地回道：“我没有错误，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蒋介石以师长为诱饵，促陈悔过自新，为党国效命。陈赓以绝不做国民党的狗官严词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好把陈赓押回南京秘密关押，伺机秘密杀害。 宋庆龄立即面见蒋介石，斥责道：“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 蒋介石俯首无言，想到如果把陈赓杀了，将被世人说是恩将仇报，损德忘义，激起黄埔学生不满，带来后患，只得释放陈赓。 由于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丁玲免遭杀害，后来她设法逃离南京，潜回上海。 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蒋介石统治构成威胁，蒋命特务对宋庆龄进行监视，并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以达“杀杨儆宋”之目的。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6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着14岁的长子杨小佛在上海法租界乘纳喜牌篷车，车头甫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马路旁突有短衣暴汉4名冲出，各出盒子炮，围集车身两旁射击，弹如雨下，杨杏佛身中三枪，倒于车厢，旋即殒命。一个特务分子过得诚，在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戴笠为纪念他，后来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路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