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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 丁默村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3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因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他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3处被裁撤，丁默村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丁默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 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又决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每月货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丁、李便招兵买马。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村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出合流条件： （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村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第五章 刺刀下的政权
丁默村、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76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村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内。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步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丁、李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 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间木房，派几个特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恻隐之心孟子用语。指人所共有的同情之心。《孟子？告，开设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那76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森严。 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剥削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一阵骚动。名单中有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村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口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 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村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这便是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犬儒主义见“犬儒学派”。，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战治会议。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外部，而不在其内部。否认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顿是代表人，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严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21条凶恶10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1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汪精卫集团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通过杜月笙将其亲笔信交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宋美龄也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武即准备拆伙而去。高宗武、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