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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
“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
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大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
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
二十年过去了，殷大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佳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
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愈来愈近了。在
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
己，跑出来做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
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
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未，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
铜，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文。连吴丰山、张忠栋、杨
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
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了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
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光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
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
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
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
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
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
杀他们，上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
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死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
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
“一九七一年，九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他
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同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
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
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
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
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师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
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
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
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
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
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
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
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
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
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
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他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
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
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
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
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
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
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
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
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做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
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
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
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
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
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
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垦》，‘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
生书信录》页七十七），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
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
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大多，
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
录》页八十三）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
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
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
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
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
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
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
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
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
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
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
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
“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
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
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
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
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
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
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
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来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
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
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
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二十六年？这些人今天
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
况。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
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
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
上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
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
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
“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
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
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
“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问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
“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
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失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
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
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
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
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
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
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
调的、片断的、高高在卜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