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
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
“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
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
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
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
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
“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告西藏同
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
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
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
“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
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
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
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
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
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
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
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
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
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
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
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
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
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
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
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
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
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16 闹衙纪
一代大侠，放刁司衙 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
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
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
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
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
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
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
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
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
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
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
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镣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镣
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镣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
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
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
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井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
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
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
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
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
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
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
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舍己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
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
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
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
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
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
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
台北市政府还精彩。一九人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
面，由盐埋区大仁路一四一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员王聪琰者，
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
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
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
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
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
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
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
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
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
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
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
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
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乙书，所开具三联单0三九三三四号应予撤销。二、
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
市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
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
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
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
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
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
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
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
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
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
议。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众日报》登，
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
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
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
开出了壹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郑维帧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
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连番被我逮到，相继被一罚再罚后，我的生意愈发昌隆了，
运气真好，台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并且精彩胜过南北合呢！故事是这样的：一九八七年
六月二二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