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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副院长，过去与朱熔基却无工作上直接的渊源，更谈不上私交。
当年朱熔基在国家计委被打成右派时，张劲夫根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过好就好在张劲夫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思想意识比较解放，平时就非常器重其手下有才华的干部。再加之马洪与张劲夫私交甚好，能够在张劲夫那里说得上话，这一切就构成了朱熔基在国家经委继续晋升的良好条件。
一九八三年八月，张劲夫提名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朱熔基登上了经委副主任兼委党组成员（副部级）的宝座，这为他日后步入中共最高层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当时，朱熔基已经五十五岁，而按照前一年中共才发布的《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所以，如果朱熔基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晋级到副部长级的话，一旦耗到接近六十岁之龄，即使再有能力，也不会被考虑为「接班人」对象了。
连升四级
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朱熔基以经委副主任名义，会见了出席国际沸腾燃烧应用技术会议的各国与会代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中共国务院部门领导人的身份向国内外人士亮相。
八四年四月，朱熔基兼任了中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第一届副理事长。同年五月，应母校清华大学的盛情之邀，兼任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同时授给他教授职称。
同年九月，张劲夫再任国务委员，但国家经委主任职务并没有交给朱熔基，而是由另一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的副主任吕东接任。好在由于吕东的晋升，朱熔基的副主任排名也依次提前，而党内职务则由党组成员升为党组副书记。
吕东与朱熔基也是老相识，五十年代初期吕曾在东北主管重工业，任过东北工业部副部长。五十年代初同朱熔基前后成为支持中央的干部调入北京，先后任国务院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等职。当时经委内部也有人传说，朱熔基能够当上经委副主任，还是因为吕东从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八五年到八七年，朱熔基在数名经委副主任中排名一次次靠前，此间，受中共称之为「红色资本家」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先生的邀请，兼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董。
一九九二年十月，因为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所以被人们评论为「连升三级」。实际上，因为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间还隔着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大上党内职务是「连升四级」。
不过，他在九二年的行政职务，即已经从正省级升到国务院副总理，要照中共的干部级别来评定的话，他在十四大上也只是升了一级。中共的干部序列排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规定，中央党、政、军「五大班子」的五个正职领导人（即党中央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加上其它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为一级；政治局委员及五大班子副职拼为二级，以下类推。
但不论朱熔基在十四大上升了几级，反正是十四大以后，海外再次掀起了一股「朱熔基热」，许多报刊都预测他将在九三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人大上接替总理职务。因为李鹏在十四大上仍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仍是第二，于是海外报刊便臆测李鹏的行政职务，可能改为国家主席甚至政协主席。
邓小平秘书之迷
同时，为了证明朱熔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性，海外报刊亦不断刊登出朱熔基种种政治背景的内幕消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于朱熔基曾经当邓小平秘台的报导。
九二年十二月出刊的香港《开放》杂志中披露说：朱熔基为什么会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司局级官员，快速晋身中央决策高层？一位曾多次采访过朱熔基，据说还有一定私交的记者，道出其中原委是「朱熔基早年曾给邓小平当过秘书」。
消息说：「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过程中，由于邓小平要全面了解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热以及采取紧缩措施后的情况，便将当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熔基调去当秘书，负责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朱熔基还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可说是有实践，有理论，见解颇受邓小平欣赏。当了半年多秘书，他回到国家经委，在技术改造局局长任上过渡了一下，即被提升为经委副主任，具备了后来当上海市长的资格。」
这则消息当时被刊登出来以后，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时隔半年，香港《经济日报》又将此消息稍作修改再次「披露」，这次引起其它传媒的热切反应。因为此时正好李鹏久病不愈，这样的消息自然可以为朱熔基将被「扶正」做新闻注脚，一时间，美国、台湾的华文媒介及各国的一些西文媒介纷纷转载。
这则消息，虽然一时难以断定其核心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但消息中却有几个细节是错误的。无论朱熔基是否在八二年给邓小平当过秘书，他当时至少不是消息中所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长、教授」。朱熔基应聘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是在一九八四年，此时他早已经是经委副主任了。
再者，上述消息中所说的「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治理、整顿」这个说法，在中共建政史上第一次面世，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全称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在此之前，中共虽然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过政策上的时松时紧，但八二年中共并没有针对所谓「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采取过什么「紧缩政策」。
熟知中共高层内幕的朱嘉明说当年从未听说过此事，而几位出身中共高级干部圈子里的人士则认为，朱熔基当时作为国家经委的干部，应召到邓府汇报工作或介绍经济形势是可能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经常被召到邓府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算不上是给邓小平当秘书。
当然，如果朱熔基真的给邓小平当过一段时间秘书，在中共对外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也不会公布。
首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一九七五年，朱熔基曾感慨自己虽然从五一年大学毕业即担任了副科级职务，但二十四年以后，仍要从这个起点上从新开始。可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从副科级跃进到了副部级。
套用中共地方干部序列比较的话，则相当于五年时间从一个副乡长升至副省长。这个升迁速度的确是够快了，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个人能力、客观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长宏观经济理论，也是朱熔基职务上升的重要前提。
朱熔基在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上徘徊较久，前后达四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却给他日后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
多年来，中国大陆货仓里积压着不少货品，朱熔基在经委工作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视清仓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业营利、提高经济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熔基曾对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钢材的情况作了一次清库调查。他发现，一九八六年底全国钢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周转期达六点三个月。超储二百万吨，超储资金十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库存又增加一百九十万吨。
他当时认为：一方面钢材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猛涨，一方面库存又大量增加，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现象乃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单位为索取额外好处，不按品种、合同交货，而不少用户单位并不按需要，乱买乱进，储贷待涨。
朱熔基怒斥：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中共的刊物为此宣传说：朱熔基的工作细致，还在于他要求各主管部门找出超储积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仓工作和其它工作（包括运输、市场、企业经营的配合），一举改善积压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首度专访朱熔基。
这篇报道给朱熔基一次以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同公众陈述他的经济观点的机会。到他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文中所陈述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熔基对付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国务院工作，就坚持设立生产办公室（后改为经贸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朱熔基当了副总理以后坚持要设立一个由自己亲自挂帅主持的生产办，就是为了向李鹏通过邹家华所控制的国家计委分权，即纯粹是出于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的需要。
晋升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朱熔基坚持设立生产办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简单。如果仅仅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的话，那么在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已经在党内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务院则取代了原来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权力机构，也比当年的姚依林揽在手里的还多，为什么还要在保留生产办建制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成经贸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熔基虽然在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熔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想到他会被人认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导致四年后朱熔基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届人大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随即着手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统一发挥此两委功能的新的国家计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撤消国家经委的决定，在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已确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鹏一个人的主意。
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于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按照中共政权的权力运作规程，政府机构的重大变动，从来都是先要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在党的某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对这些政府机构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