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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花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10］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虽然那套房子是他亲自买进、亲自设计改进的，但他只能把这只苦果吞到肚子里。他不想再见到周作人一家，他觉得只有离开那里，才会摆脱所有的不快。
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在搬出八道湾之前，他对朱安说过：“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11］鲁迅告诉她，如果她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懂得鲁迅的意思了。她很悲伤地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呀。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2］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心在绞痛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
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敬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精通性心理学的周作人，对此再清楚不过。至少在多半生里，他与羽太信子是恩爱至深的，所以他一直能过着平和的日子。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爱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他似乎已没有了青年的激情。那是成熟的生命之爱，在近于死亡了的爱欲的土壤里，所生长的，是苍绿的新芽。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13］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我一直觉得，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是他一生中最充满自由感的人生之举。拖着历史的长影，从旧的牢笼中奔跑出去，这对他，是何等艰苦而辉煌的抉择！生命是需要爱抚的，没有爱的婚姻，是人间最大的不道德。我们现在读《两地书》，便可感到鲁夫子的沉重和可爱。这用血和泪换来的人性的苏醒，对鲁迅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鲁迅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14］
中国人向来好从人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欲把一个人搞臭，多以两性的关系入手，所谓马路新闻、花边消息云云，其无聊，已近于发指地步。这是世俗人的劣性，殊不为怪。但文人们对鲁迅此举的干涉，便匪夷所思了。高长虹等人对鲁迅的攻击，如今看来，可笑得很。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的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于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家之上下四旁》、《谈卓文君》、《记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笔谈》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例如，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云：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自然太太的计划谁也难违拗它。风水与流年也好，遗传与环境也好，总之是说明这个的可怕。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
人是动物，这一句老实话，自人类发生以至地球毁灭，永久是实实在在的，但在我们人类则须经过相当年龄才能明白承认。所谓动物，可以含有科学家一视同仁的“生物”与儒教徒骂人的“禽兽”这两种意思，所以对于这一句话人们也可以有两样态度。其一，以为既同禽兽，便异圣贤，因感不满，以至悲观。其二，呼铲曰铲，本无不当，听之可也。我可以说就是这样地想，但是附加一点，有时要去综核名实言行，加以批评。本来棘皮动物不会肤如凝脂，怒毛上指栋的猫不打着呼噜，原是一定的理，毋庸怎么考核，无如人这动物是会说话的，可以自称什么家或主唱某主义等，这都是别的众生所没有的。我们如有闲一点儿，免不得要注意及此。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矛头直指鲁迅，这是无疑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厚。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我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我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他在谈《结婚的爱》一书时说：“篇首引圣保罗《与罗马人书》的一句，‘爱是不加害与人的’，可以说是最深切的标语。有些人知道两性要求的差异，以为不能两全，只好牺牲了一方面，‘而为社会计，还不如把女子牺牲了’，大多数男子大约赞成这话。但若如此，这决不是爱了，因为在爱里只有完成，决没有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