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逑致逞傅男那椤Ｋ院何幕碌墓说闹钪植√延辛吮灸艿牡惺印�
去日本不久，学校的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人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诧异半天，吃惊地叹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3］弘文学院是尊孔的，日本人提倡此点，是否出于对清国的尊重，还是儒学确实被东洋人看重，不得而知。但这事给鲁迅的印象，一直不能忘怀。所以，留学生活也有使人失望的事情。学校的制度较为严格，留学生们与校方的摩擦也时常发生。例如校方对学生告假方式与交款事宜的规定，就曾使许多人因不满而大举离校。罢课风潮也时有发生。鲁迅那时常出入于进步党人中间，虽多为旁听，但熏陶之下，反抗之心也渐有萌动。大约到日本不到一年的时候，他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剪辫，在当时是要勇气的。他刚去日本的第三个月，清政府就曾拍电报给日本外交部，云中国留学生如有剪辫者，要整顿之。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在清政府看来，剪辫有辱国人精神，同化外俗，乃不道行为。校方对此管理也较严格，所以，要下这份决心，是非果敢者所难为的。鲁迅剪辫后，果然招致了监督的大怒，扬言要停了他的官费，送回国内。这记载于鲁迅小说中，或有演义的成分，但此事说明剪辫之难，却是可信的。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记鲁迅剪辫之事时说：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豫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豫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4］
这个记载很有意思，那无非说明，初渡日本时，鲁迅的个性已渐露出来了。我们读此段文字，当然可以想见他青年时代的热情和立意在反抗的精神状态。晚清留学东洋者可谓多矣，独鲁迅那段故事，流传甚广，这里可究可叹的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他的《自题小像》。大约1903年4月，鲁迅以断发小照赠许寿裳同学，后来补题旧诗一首：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诗名气很大，是目前看到的他最早的、也是最动人的抒怀之作。诗比此前的《庚子送灶纪事》、《祭书神文》、《别诸弟》等，境界与气魄均阔大，情思也高于前人。记得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曾有过类似的爱国诗作，但无论气韵还是风骨，乃至社会影响，均不及鲁迅著名。这固然与他后来文泽后人、声名益远有关，但诗的功夫好、性情别致，当为首要因素吧。历来注释此诗者，对其微言大义，解释得常常不一，可肯定作者志向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此诗是个标志。倘没有东京那样的环境，是写不出此类绝句的。这诗既是己身的写照，也是爱国众游子内心的剖白。个人与民族，人生与社会，既沉重又悲怆，一种欲以生命拯救己身与祖国的爱意，在此间奔腾着。历代咏史与爱国之作，鲜有此诗这般磅礴大气。一边是茫茫苦难之海，一边是赴死成仁的志士，一动一静，在这儿苍然交织着。当一个衰弱的民族已难蠕动残身而自立的时候，听到她怀中长大的游子如此殷殷的歌哭，那是怎样令人怆然泪下啊！《自题小像》是一曲苍郁低沉而又雄浑的交响，没有哪一首诗，能这样唤起人们如此的幡然自省的情感。黑暗的长夜，无奈的逃遁，不渝的爱意，誓死的决心，都在此喷吐出来。晚清以后，中国文人多悲苦之音，惟此诗情境深邃，不哀哀切切，不自恋伤感，其调高古，又有不羁的情致。屈原的长叹，杜甫的悲咏，似乎亦无鲁迅此诗那样浩然大气。它确乎有传统诗的痕迹，但格调却是现代的，有理想主义意识，读之令人心魂俱动，仿佛深海里吹来的飓风，摇荡之后，散着不尽的凉意。
这是鲁迅思想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所留下的文字，虽少了年轻人的血气，但气韵大抵是沿此而下的，直到晚年，亦有此种豪气。这豪气的来源，有传统的一面，如庄子、屈原，但另一面，与当时接触大量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有关。拜伦、尼采等人的作品，他已开始注意了，所购之书甚多，每每留意的，多是域外有反抗意志的书，稍长，渐染此习，心性也豪迈起来。又因为是穷中国人，不忘自己是“奴隶”的后代，那心境，也就忧患悲慨起来。当时他很注意的是尼采，那种以意志为内驱力的诗文，鲁迅是喜欢的，而欧洲“摩罗”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作，于他也有亲密的情感。那时他读了多少“摩罗”诗歌，我们已难知晓，可《自题小像》弦外之音的不同于中国旧诗内蕴的东西，显然是域外精神熏陶所致。倘不考察“摩罗”诗人传统的影响，对此诗的理解，大概是会流于片面的。
谈及此诗，我想起他那时“尚武”的精神。在弘文学院，他曾随日本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嘉纳当时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给中国人上课，也把此观点传给学生。鲁迅是越人，故乡也有“雪耻”的传统，加之留学生中又流行“排满兴汉”情绪，他萌生出复仇意识也是必然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很有血腥之味。早期光复会成员，“尚武”之风盛行，以此而立复仇之志，这是时代的风尚。而留学生中，又流行“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的风气，文章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所以文风有怒气，是必然的。但鲁迅的作文，并不做作，是自然喷吐的，我说他有尚武的因素，旨在提及社会背景的作用。实际上，鲁迅与其他革命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诗中的沉郁之气，是他气质与早期记忆的外化，外人故作深沉，是学不来的。
鲁迅本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不太多，只是在创作时偶尔回首一望，并不耽于回忆的美味中。这与周作人是不同的。1902年至1906年，鲁迅的活动多记于好友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周作人的回忆录，则记190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了解他那时活动的权威性资料了。我翻阅这些书，总觉得鲁迅那时很激进，且又外表沉稳，不像文献所载的那些学生那么外向。他大抵属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潮》撰文。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