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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把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问题同党性问题联系起来；并规定了在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报告对“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作了著名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1941年7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8日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1941年5月2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凯丰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毛泽东发言：大革命时期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得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问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6月6日，毛泽东修改了决议草案，并给凯丰、胡乔木写了如下批语：“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甫）、弼（时）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及大革命初期，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属薄弱的原故。但在以后，特别是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团，完全失去了群众性，这一经验乃是失败的经验，而决非成功的经验。虽然还应该估计到青年团在这时期内在苏区中按其组织上工作上说来，基本上是成功的，曾经起过许多积极作用；但是即使在当时苏区的青年团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组织的不广泛，也应当引为严重的鉴戒。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因此今天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根据统一战线方针，继续发展与充实青救会的组织与工作，青救会是还有很大发展前途的。”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小礼堂的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坐在柱旁的延川县代县长当即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击死农民的一头驴，这个农民便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说起怪话来：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事传到保卫部门，保卫部门认定说这话的人是反革命，要追查这个人。
毛泽东知道以后，没有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而是对有关同志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1938年公粮仅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上升为10万石；1941年则剧增到20万石，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人负担1斗4升（合42斤）。所以部分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有的人还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毛泽东觉得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负担过重了，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通过这件事，一定要设法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把公粮减到16万石，并对群众能不能负担起缩减后的任务，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县的征粮任务比较重，征收公粮任务完成后，延安县的县委书记到几个乡去作了调查，写了一篇《救国公粮完成以后，对群众生活影响怎样》的调查材料，说明群众还负担得起。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很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以后每年征收公粮的指标逐年递减。政府和部队的粮食不够，就用紧缩开支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
从5月7日开始的中条山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约有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在三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7万人，最后不得不退出中条山地区。6月6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当时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溃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提出建立太岳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于6月7日即复电：“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即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关系，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因此，你们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6月9日，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损失恐在十万至十五万之间，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同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原、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证明其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蔽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惟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的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1941年6月12日，毛泽东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谢觉哉谈话至傍晚。林、谢走后，毛泽东仍感有些话要说。当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15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的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等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同时决定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总人数由40万增至70万，这都是针对苏联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