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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毛泽东为在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而写的。毛泽东十分重视讲课，他把讲课看成是学习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认为讲课可以加深学习和记忆，讲一次课比看几回书都更能记忆清楚。在准备和酝酿写作讲授提纲期间，毛泽东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并对有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如1937年4月4日以前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同年7月以前对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等。讲授提纲的许多论点都是毛泽东在批读这些哲学著作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为准备讲授提纲，讲好哲学课，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有一次毛泽东费了四个夜晚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准备了一次的讲课，事后他风趣地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半天就讲完了。”毛泽东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讲得深刻而通俗，生动而有趣，常使得听课的学生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哄堂大笑。毛泽东认为教学的方法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改善。
讲授提纲共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一开始就讲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军对战，分析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和它们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强调对于指导革命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在这一章里，毛泽东分别阐述了：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写了第一节，后面两节没有写。在这一章开头，毛泽东指出，与上述唯物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联系着的还有：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等范畴，把这些范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由此可以推想当时毛泽东是准备全写出来全讲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先出现的是油印本，封面注明“一九三七年九月印”，没有著作者姓名。总共三章6。1万字。油印本在全篇之末有一括号：（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月七日），这说明毛泽东在1937年8月7日写完第三章第一节论矛盾统一法则，此后写作讲授提纲，便告一段落。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单独成篇，以原题《实践论》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将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不久又改收入1952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与讲授提纲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一些数字上、举例上、解说上，作些文字的修改。《矛盾论》则与讲授提纲有较大的改动。删去的地方，主要是“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其中包括对“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解释和批判，还有一些不很重要的举例和解释也被删去。增加的地方，主要是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中，作了较多较深刻的阐述。对“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则有增加的，也有删节的。经过修改，不但保全了原来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内容上、逻辑上，都大有发展和提高。
毛泽东的著述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总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认识，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著述中的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太完善、不太准确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又一封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字删去。”事实上，毛泽东每一次修改都使原来的著作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作家丁玲、吴奚如等，为加强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发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等到会致辞表示祝贺。毛泽东致辞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到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毛泽东非常关心“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他曾先后几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要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先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一天，演出话剧《王老爷》。由于人手缺乏，丁玲在剧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她湖南腔很重，又没怎么化妆，在台上刚一开口，台下一片笑声传遍礼堂。这时，毛泽东恰巧赶来看戏。他来得晚了，从前门进不来，观众挤得密密麻麻的。那时，领导同志如果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没想到团里刚建立了新制度，为了搞好舞台演出秩序，规定在演出进行中，无论是谁都不能从台口上下，影响观众看戏。毛泽东不知道这个新规矩，在警卫战士的引导下来到后台。团里的同志见到毛主席来看戏了，又高兴又感到为难，他们只好把新规定告诉毛泽东，问是否可以等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毛泽东听了立刻回答说：“这个规定好！遵守你们的规定！”此时，礼堂里丁玲的台词和观众的笑声又响成一片，毛泽东忍不住问工作人员：我先不下去，站在台侧看看行不行？工作人员说：行！他们引毛泽东从侧幕的缝隙中静静地望着台上。就这样，毛泽东站在侧幕间看戏，一直等到这一场戏演完。大幕拉上了，大家为丁玲和演员们的表演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幕前一侧，他高高兴兴地走下台去，这时，掌声更加热烈了。
洛川会议
为要研究讨论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毛泽东与张闻天8月8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同时询问“由云阳到洛川须几天并估计情况是否可能”。
地点选在洛川，主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前方将领多在云阳集中，洛川在延安与云阳之间，在洛川开会可省去前方将领一半路程。此时林彪正率抗大学员在洛川，毛泽东嘱他在洛川待命，暂不要回来，也不要上前方。15日左右没有开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有了新情况，二是等待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返回参加会议。
在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叫到他的窑洞里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
毛泽东等是8月20日从延安出发去洛川的。在出发前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朱德、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等，请他们也于明日动身并带电台及华北地图，到洛川交通站找林彪，并提出洛川会议日程：（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两党关系问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党在抗日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 创造根据地；2。 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4。 保存和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由我们自己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拥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如关于出兵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早出兵；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等。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