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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老师是中国人？”
她摇头道：“记不得了。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没有乱写乱画来着？”
“乱写乱画？”
“往桌子上。”
她嘴唇贴着杯口，想了一会儿。
“这——写过画过没有呢？记不清了。”说着，她微微一笑，“毕竟是以前的事了。”
“可桌子不全都干干净净崭新崭新的么？不记得？”我问。
“呃，是啊，好像是的。”她显得兴味索然。
“怎么说呢，感觉上有一种滑溜溜的味道，满教室都是。说我是说不明白，就像有一层薄纱似的。这么着……”说到这里，我用右手拿住咖啡匙的长柄，沉吟片刻，“对了，桌子是四十张，全部崭新崭新，黑板也漂亮得很，墨绿墨绿。”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乱写乱画？想不起来了？”我又问了一次。
“跟你说，真的想不起来了。”她笑着回答，“给你那么一说，倒也好像那么做来着。终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也许她的说法更合乎情理。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
把她送回家后，我在公共汽车中闭起眼睛，试着在脑海中推出一个中国少年的形象——一个星期一早在自己桌子上发现谁的涂鸦的中国少年。
沉默。
3
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人的个体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范畴任何概论。
我所在的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成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性格有开朗的，也有沉闷的；住处有堪称气派的，也有光照不好的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且厨房亦在里面的，各种各样。但我和他们之中哪个人都不怎么要好。总的说来我不属于那种不论跟谁都要好得来的性格，无论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他们当中的一个十多年后同我偶然相遇，这点我想稍后再说为好。
舞台转到东京。
按顺序——我是说除掉没怎么亲切交谈过的中国同学——对于我来说的第二个中国人算是大学二年级那年春天在做课余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学生。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我和她一起干活干了三个星期。
她干活非常热心，在她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不过从旁看她干活的样子，似乎我的热心同她的热心本质上截然不同。就是说，我的热心是“既然至少在干什么，那么或许有热心干的价值”这种含义上的热心，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仿佛她周围所有日常活动都因了这热心而得以勉强合为一束并得以成立。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直到最后也不发一句牢骚而同她搭档干下来的只有我这样的人。
说是搭档，其实我和她起初几乎没有开口。我搭过几次话，但看上去她对交谈没有兴致，我便注意再不说什么。和她第一次像样地开口说话，是一起干了两星期之后。那天上午她约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这在她是头一回。起因是作业顺序出现了一点混乱。若说责任的确是她的责任，但在我看来这类失误是常有的。不过一时马虎大意罢了，任何人都在所难免，但她却像不这样认为。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
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
我停止作业，让她坐在椅子上，一根根分开她紧握的手指，给她喝热咖啡，随后告诉她不要紧，根本不用担心，又不是来不及了，错了重来也耽误不了什么，即使耽误了也并非世界就此终止。她眼神怅怅的，但还是默默点了下头。喝完咖啡，她似乎多少沉静下来。
“对不起。”她低声道。
午饭时间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她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做工的场所是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又黑又小的仓库，仓库旁边淌着一条脏兮兮的河。工作简单、乏味、忙碌。我接过账单，按上面的册数把书运到仓库门口，她给书打捆并核对底账，就是这样的活儿。加之仓库连个暖气设备影儿也没有，为了不至于冻死，我们不得不一个劲儿劳作。那不是一般的冷，我想在安科雷季机场打临时工怕也不过如此。
午休时，我们去外面吃热些的午餐，暖和身子，一起呆呆地度过一个小时。午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不过在她那次精神危机过后，我们开始一点点谈起自己。虽然她说得断断续续，但稍过些时候还是弄清了她的基本情况。她父亲在横滨从事小规模进口贸易，进口的大半是香港来的准备大减价时抛售的廉价衣服。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她在东京都内一所私立女大读书，将来希望当翻译。住处是在驹达一座公寓，同哥哥住在一起，或者借用她的说法——硬钻进去的，因为她同父亲合不来。对于她，我所了解的事实大致就是这些。
三月里的两个星期，就这样连同不时飘零的夹雪冷雨过去了。工作最后结束那天傍晚，在财务科领罢酬金，我略一踌躇，邀请了这个中国女孩去新宿一家以前去过几次的舞厅跳迪斯科。不是想引诱她，我没有那样想。我有个自高中时代便开始交往的女朋友，但坦率地说，我们之间已不似以前那样融洽了。她在神户，我在东京，一年见面两个月，至多三个月。我们都还年轻，相互的理解并未充分到足以克服距离和时间空白的地步。同女朋友的关系往后应如何展开，我也心中无数。在东京我完全孑然一身，没有像样的朋友，大学里的课又枯燥无味。老实说，我很想多少发泄一下，约女孩去跳舞，喝酒，和她好好聊聊快活快活，别无他求。我才十九，不管怎么说，正值最想受用人生的年龄。
她歪头沉思了五秒，“我还没跳过舞。”她说。
“简单得很！”我想，“也谈不上是跳舞，随着音乐扭动身体就成。是人就会。”
我们先进餐馆喝啤酒，吃比萨饼。工作到此结束，再无须去阴森森的仓库搬书，这使得我们身心十分舒畅。我比平时多讲了好些笑话，她比平时多见了好些笑容。吃完，我们去跳了两个小时迪斯科。舞厅充满令人惬意的温煦，荡漾着汗味儿和谁烧的卫生巾味儿。迪斯科舞曲似乎是菲律宾乐队模仿桑塔那的。出汗后我们便坐下喝啤酒，汗消了又上去跳。不时有彩色闪光灯一闪，彩灯下的她看上去同在仓库时判若两人。跳熟以后，她现出乐陶陶的样子。
一直跳到筋疲力尽我们才走出舞厅。三月的夜风尽管仍带寒意，但已可以感觉出春天的气息了。身体还很暖和，我们把大衣拿在手上，漫无目标地在街头行走。窥一眼娱乐中心，喝一杯啤酒，便又开始走。春假还有整整一半剩着没动，更何况我们年方十九。若下令开步走，径直走到多摩川（注：东京西部的河名。）边怕都不在话下。至今我仍能记起那个夜晚空气的感触。
表针指在十点二十分时，她说差不多得回去了。“十一点前务必回去的。”她十分抱歉似的对我说。
“还真挺严厉的。”我说。
“嗯，哥哥很啰嗦，一副监护人的架势。算是由他关照，牢骚又发不得。”她说。不过从语气听得出她满喜欢那个哥哥。
“别忘了鞋。”我说。
“鞋？”走五六步她笑了，“啊，灰姑娘！放心，不会忘的。”
我们爬上新宿站阶梯，并坐在长椅上。
“我说，可以的话，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可好？”我问她，“下次再和你找地方玩去。”
她咬着嘴唇点了几下头，讲出电话号码。我用圆珠笔记在迪斯科舞厅火柴盒的背面。电气列车开来，我把她送上车，道一声晚安。“真快活，谢谢了，再见！”车门合上，电车开走后，我移去旁边一道月台，等待开往池袋方面的列车。我靠在柱子上，边吸烟边依序回想这个夜晚里的事，从餐馆、迪斯科到散步。不坏，我想。好久没同女孩约会了，我开心，她也快活，至少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她有点过于沉默寡言，还有神经质的地方，然而我对她怀有本能的好感。
我用鞋底碾死烟头，重新点燃一支。街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混为一体，怅怅然渗入凄迷的夜色。我闭起眼睛，深深吸一口气。不妙的事一件也没有，可是同她分手后，有什么东西莫名其妙地堵在我胸口。粗粗拉拉的东西卡在喉头，咽也咽不下去。有什么出了差错，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醒晤过来时我已从山手线电车下到了目白站。在这里我才好歹意识到：我把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线。
我的宿舍在目白，原来和她同乘一列车回来即可，再没比这简单的。我何苦故意把她送上相反方向的电车呢？酒喝多了？也可能脑袋里装自己的事装得太满了。车站的钟指在十点四十五分，恐怕赶不上公寓关门时间了。若她及时发现我的错误而换乘往回转的电车自然另当别论，但我想她不会那样做，她不是那一类型。她所属的类型是：一旦坐错车便一直坐下去。再说她本来一开始就该完全知道这点，知道自己被送错了车。我不由暗暗叫苦。
她出现在驹达站时十一点十分都已过了。见我站在阶梯旁，她停住脚，脸上浮现出不知该笑还是该恼的神情。我姑且抓住她胳膊让她坐在长椅上，自己挨她坐下。她把挎包放在膝头，双手抓着包带，脚往前伸，静静地盯住白皮鞋尖。
我向她道歉，说不知怎么搞的，竟稀里糊涂弄错了，肯定自己脑袋晕乎来着。
“真的弄错了？”她问。
“还用说！不然怎么成了这样子。”
“以为你故意的呢。”她说。
“故意？”
“所以觉得你会生气。”
“生气？”我无法理解她要表达什么。
“嗯。”
“为什么觉得我会生气？”
“不知道。”她声音小得就要消失似的，“怕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没有意思吧。”
“哪里没有意思！和你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不骗你。”
“骗人。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意思，不可能有意思，这点我自己也一清二楚。即便你真的弄错了，那也是因为实际上你内心是那么希望的。”
我喟然叹息。
“不必介意的。”她说，并摇了下头，“这种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她眸子里溢出两滴泪，出声地落在大衣膝部。
我不知到底如何是好。我们一动不动地沉默良久。电车几番进站几番吐客离去。乘客的身影消失在阶梯上以后，站内重新归于寂静。
“求你，扔开我别管。”她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撩到一边，微微一笑，“一开始我就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