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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林立果到空军。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１９６６年文革运动兴起后，学生也不用读书了，叶群就打算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这样比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１９６７年初叶群向吴法宪提及此事。于是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人秘书，同时指定周宇驰、刘沛丰予以帮助。半年后，叶群又提出空军能否培养林立果入党。吴法宪答应让周宇驰这个老党员注意加以培养。不久，周宇驰就报告吴法宪发展林立果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吴法宪和周宇驰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在空军党办支部会议上正式发展林立果入党。叶群知道后表示满意和高兴。此后叶群常常过问林立果的事，有时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
（２）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１９６８年夏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向吴建议说，林立果到空军已有一年，学习努力工作也有成绩，现在林立果希望到空军的基层锻炼一下，搞一些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意见。吴法宪对此也表示支持，并要王飞成立一个调研小组，以调研组的名义到下面去活动。事实上，吴法宪因为工作太忙，并未具体过问过该调研小组的情况。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叶群又向吴法宪提出是否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中也可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及技术，也可直接向林彪汇报。吴法宪和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商量后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命令下达后，吴法宪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对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励，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后来周宇驰等人有意将此番话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响。“学毛著讲用报告”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谁作了这种报告就说明谁毛著学得好，谁就是本单位的标兵、榜样。林立果那时也不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讲用活动。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林立果在空军二级部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这一报告，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对于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吴法宪认为虽然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个别地方还值得推敲，所以应该收回不宜印发，此议还得到了叶群的同意，但是后来该报告还是被空军党办的一些人广为传播，将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罢不能，搞得吴日后头痛不已。
（３）林立果在空军的一些活动。１９７０年林立果在空军基层蹲点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这两个报告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同意后，空军党委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此外林立果在广州空军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吴法宪看过觉得有说服力，于是上报总参。这个材料还得到毛泽东、林彪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据吴法宪后来所知，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据点”，林立果和周宇驰翅膀硬了起来，不太听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吴法宪感到空军党办有些失控。吴回忆说“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笔者认为，林立果作为林彪的儿子，文革期间在军队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众人都是众星捧月般地供奉着他，这并不是因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么优秀，而是他背后的那种势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觑，对林立果的态度就是对林彪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对党中央的态度，此乃专制国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参军、入党和提干都大大异于普通人，他们手中拥有着有形和无形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连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都莫可奈何他们，更何况地方和军队的基层干部人员，他们自然对林立果敬若神明，言听计从。看看时下的中共太子党们，难道不是也个个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天然优势来求发展？此盖莫能外，不独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子女们，如李敏、李讷、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通过造反夺权运动一步登天。与毛家相比，林立果强他们百倍矣。林立果在空军搞了一些科研活动，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这也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
空军对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共搞宣传的常例。中共建国以来树立了很多此类榜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等。这些人都是通过大树特树搞起来的“英雄人物”。空军党办内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过搞“学毛著讲用报告”树立林立果这个新榜样、新标兵。撇开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内容，林立果还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问题，并不是只讲学毛著谈体会和大搞运动，而是强调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尽管这些内容显得口气太大，吴法宪认为“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总的说来，人们没有理由据此将林立果看成是心怀鬼胎专干坏事的“坏人”。
关于吴法宪所说的空军党办内部失控的问题，笔者认为，周宇驰等人“挟林自重”，自以为林立果可有林彪为后台，不把吴法宪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戏。但由此就证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动，显然也是证据不足。中共在“９１３事件”后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无非就是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谓“据点”，这些“据点”里的那些“罪证”，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些摄影、录音器材，有些还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还有“水陆两用汽车”，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军党办的秘书陈伦和回忆说“１９７０年４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５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到过广州、汕头、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沪期间未随他去过苏州和杭州。”至于中共在“９１３事件”后指责林立果要搞政变杀毛一事，现在再看此事，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设想而已。陈伦和回忆说“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５７１”工程纪要》。……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笔者认为，林立果其实也被中共妖魔化、脸谱化，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出自林立果的脑子和手笔，那么笔者不得不赞叹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超前思维，邓小平后来上台搞的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极左路线，搞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过就是林立果当初设想的翻版。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否定林立果的大胆和先驱的思想解放呢？在宣扬实事求是的今天，人们是不是也应摘下有色眼睛重新认识林立果其人，抛弃那些妖魔化的脸谱，还林立果一个公道？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 丁凯文
结束语
迄今为止，本人就《吴法宪回忆录》下册已连续写了二十一个系列，前后历时整整三周时间，到现在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读书写作的时间有限，下笔难免仓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挂一漏万，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就文革史上的诸多问题，结合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随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寻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将吴将军回忆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使那些尚未读到此书的朋友们对此也有初步的了解，为日后的阅读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参考。
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综观吴法宪将军一生的经历，在中共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吴法宪是中共军队中的一员骁将，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具有传奇性的革命战斗经历；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吴法宪身不由己地卷入军内斗争的漩涡，而１９６６年又深深陷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