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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了枪和手榴弹。伪军投诚的数字在当时没有统计，但估计人数是不少的。
第六‘组织搞了一些在根据地可行的建设工作。由于苏北是水网地区，修桥补路，拆除河障，势在必行。对海堤‘河堤也进行了修补，防止水流侵袭。没有公路的地方就修上路，以便手推小车的通行。只有拆毁的房屋一时修复不了，只有逐步施工修复。
第七‘党的领导本领更加提高。当时，不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很多。我们经过审查，不断发展新党员入党，党的组织也迅速扩大。同时，我们在地方开展拥军优属，在部队开展拥政爱民，党‘政‘军‘民更加团结，更加亲如一家。人民群众都踊跃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第八‘为扩大党和军队的影响，我们还组织人搜集战斗故事，编印成册，广泛宣传。
到一九四四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重大失败。为扭转被动局面，确保日本本土和东南亚的联系，日军集中大量兵力用于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敌后战场的兵力有所削弱。从一月份起，我们乘机展开局部的反攻，接连攻克汤沟‘高沟‘杨口‘王集‘徐溜‘林公渡等二十余处敌伪据点，基本收复了敌人第二次大“扫荡”时侵占的地区，使六塘河两岸的地区全部得以恢复，而且把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
我们顺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一九四三年，打开了扩大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十二‘陈绥圻重返上海
苏北第二次大“扫荡”初期，我和曹荻秋率三师政治部和盐阜行署机关的部分同志到盐东，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曹荻秋的妻子汪云和我的妻子陈绥圻等，也都跟随我们部队一起行动。李又兰和汪云当时都已怀有身孕，行动十分不便。因此我们购买了几套便衣，给她们用假名字买了几张伪居民身份证，准备寻找机会，让他们和陈绥圻一起去上海，到陈家中暂时住一段时间。
我的妻子陈绥圻，原是上海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一九四O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她撤离上海，到苏北来参加了新四军。她在军部的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即留校工作。在敌人第一次“扫荡”期间，军部精简机构，将抗大下放给三师师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师政保卫部长周彬去抗大检查工作时，把陈绥圻要到了师政保卫部任内勤干事。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并于这一年的十月结了婚。
在决定陈绥圻她们去上海后不久，我们得知盐东一个叫潘干臣的大地主，有几条平时用于捕鱼的木帆海船，也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盐东之间，贩运点货物，做点买卖。于是我们找到他，请他把李又兰‘汪云和陈绥圻送到上海。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绥圻她们三个在盐东的海边登上了海船。当时与她们同行的还有三师卫生部药材科长洪振声和盐阜行署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毅。他们准备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为部队医院购买一部分必需的药物回来。
陈绥圻他们一上船，船工就扬起巨大的船帆开始南下。由于不习惯海上的生活，经不住海船的颠簸，上船不久他们就开始呕吐，最后吐得只剩下一些绿水。在船上的两‘三天，他们躺在船舱里，粒米未进，根本就不敢起来活动一下，更没有兴致去观赏什么海上的风光。好在总算安全地到达了上海。
陈绥圻的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陈耔圻。陈绥圻离开上海后，他们是借住在别人的一间楼房里。由于房子小，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怎么安排也是住不下。于是大家商定，女的，包括母亲在家住，男的，包括陈耔圻‘洪振声‘李毅去外面找旅馆包房暂住。
过了几天，陈耔圻一早赶回家中，告诉家里人说，洪振声和李毅昨天一昼夜都没有回到旅馆，估计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说他有个同学在警察局做事，准备去问问他，看能不能打听出一点消息。
不久，陈耔圻就赶回家来说，洪振声‘李毅两人确已被捕。事情的经过也弄清楚了，原来新四军一师曾在上海设置了一个地下机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采购药材‘布匹等军需物资。这个机关早些日子已被日伪特务破获，特务们就在那里坐等，进去一个就抓一个。洪振声和李毅刚一找到那里，立即就被抓走，关押在警察局里。陈耔圻说，对洪‘李二个究竟作何处署，还没有确实消息，但他已告诉他的同学，这两个人确实是为做买卖，想赚点钱才到那里去的，请他同学尽可能帮帮忙，放了这两个人。
这件事使大家吃惊不小，尤其是陈绥圻的母亲受不了。老人年轻守寡，好不容易才带大了一双儿女。她整日里担惊受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坐在床上抽烟，脑子里胡思乱想，有时甚至胡说八道。眼看着当时可能发生问题，她的精神崩溃了。正在这时候，同样身怀有孕的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也来到了陈绥圻的家中。唐棣华原来是和杨光池的妻子孙红在一起，去了孙江苏泰州孙红的家，这时又从泰州转来上海。
又过了几天，陈耔圻回来告诉家里人说，他的同学告诉他，因为洪振声‘李毅坚持说自己只是个商人，去那个地方只是为了洽谈生意，并不知道对方是些什么人。敌人从他们的供词中找不出什么破绽，又没从他们身上搜出任何东西，别无证据，加上那个同学的周旋，就把他俩放了。洪振声很快就返回了苏北根据地，只有李毅还流落在上海。他已经给了李毅一点钱，叫他自行设法返回苏北，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得到了这个信息，大家才稍微放宽了点心。
不久，陈绥圻的母亲接到浙江绍兴老家的来信，说是祖母病重，要她回去控望。母亲坚持要陈绥圻兄妹二人一起，随她返回浙江绍兴老家。唐棣华‘李又兰等人见到母亲身体如此境况，而且形势也已趋向缓和，虽然李毅仍滞留上海，但估计他还不至于出卖别人，因为如果真要出卖的话，在狱期间他就这样做了。因此，她们都劝陈绥圻还是顺从母亲的意见，随母亲一起回乡下去，以免她病势加重。后来大家又商定，陈绥圻和哥哥随母亲回绍兴农村，李又兰也返回宁波老家，剩下唐棣华和汪云仍住在陈绥圻家中，等候根据地的消息，待敌人“扫荡”过去后，再设法返回苏北根据地。
大概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陈绥圻一家三口从绍兴乡下重新回到上海。这时唐棣华已返回苏北，而汪云却不幸因产后得病，抢救无效，病故在医院里。汪云遗下一女，由一个姓李的老中医收养。这位李大夫是地下党员，在上海行医多年，很有点名望。李大夫有位义女和汪云相识，因而收养了这个孩子。
陈绥圻到上海后，立即去李大夫家看望了汪云留下的那个女孩。不久，又经过李大夫的关系，跟随一个经常往返于苏北和上海之间的商人，回到了苏北。
陈绥圻回来的那天，我正在司令部开会。听到她回来的消息，会议一结束，我顾不上吃饭，就匆匆回到政治部。两人见面，喜出望外，互相叙述离别后的种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了。
可陈绥圻的母亲在经历那场惊吓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到后来，竟然发展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整天就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喂她吃饭她就吃一点，不喂她也不知道要，一切都要依靠别人。一旦发病，整天就叨唠不休，什么话都说，但不乱动，还是文静的坐在那里。全国解放后，我们曾把她接到北京，想为她治治病，但终因久病而医治无效，于一九五三年病逝了。
十三‘再战韩德勤
一九四三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德‘日‘意已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希望盟军在迅速战胜德国以后，能集中力量打败日本，能很快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壮大，使他的统治难以为继。为此，他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反共高潮。
这一年的三月，蒋介石公开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同时，他又密令所属部队，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进行包围和进剿，力求逐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月上旬，驻华中阜阳‘蒙城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越过津浦路，东犯淮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在第二次大“扫荡”期间被日军逼得无路可走，由我们三师部队保护退入淮海根据地的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竟然背信弃义，以收复失地为名，突然率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纵队西渡运河，进占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青阳镇‘山子头地区，并派第八十九军赶赴灵壁，接应王仲廉部。
陈毅军长以大局为重，派人去直接同韩德勤谈判，对他晓以大义，但韩德勤却依然执迷不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粉碎王仲廉‘韩德勤两部东西对进的图谋，新四军军部当即决定，在王‘韩两部会合前，首先给韩德勤部以坚决打击，然后再转移兵力阻止王仲廉部东进。
山子头战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山子头战斗是在陈毅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场战斗打得好，打得漂亮，完全是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进行的。
三月十七日，在陈毅军长的亲自指挥下，调集了四师‘二师和三师各一部，以四师为主，开始包围侵入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队。我军各个部队都是星夜赶到预定地点，作好了一切准备，把敌人包堵得严严实实。三月十八日晚，随着陈毅的一声号令，在炮兵的掩护中，四师‘三师及二师发起了总攻。首先是三师七旅十九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其它部队也随后跟进。经过一夜的战斗，山子头的守敌被完全歼灭。
这次战斗，我们俘获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从陈道口战斗中侥幸跑出来的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在这次战斗中被我击毙，还打死了韩德勤独立旅旅长李仲。这一次，共消灭韩德勤所部六千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六十多挺，大炮六门，电台两部，以及许多军用物资。
后来，陈毅军长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释放了韩德勤，并归还了部分人枪，共千把人，八‘九百支步枪，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同时给了他一块地方，把靠近日军据点的睢宁‘宿迁地区交由其驻守，并警告他不得再侵犯抗日根据地，敦促他与我们共同抗日。
从此，韩德勤再也没有同我们苏北‘淮北部队发生过“磨擦”。
十四‘屡立战功的第七旅
《黄克诚回忆录》曾写道：“第七旅作为军部的机动部队，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区，屡立战功。”
现在我简略的介绍一下七旅的情况。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新四军第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而第七旅是新四军主力的主力。作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动部队，它是三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时候也归军部直接指挥。
七旅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卓越战功的老部队。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在井冈山时期，它是“朱毛红军”的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