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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达辽西前线的。经过对敌我双方的一番观察和了解，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央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作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避免在锦州决战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是林彪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贡献。对此，陈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称为共产党人在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他在信中还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我们到了锦西后，林彪亲自指挥我们三师和山东一师的部队向后退却。不过就在从锦西后撤的途中，我们还是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当时林彪一直想以武力侦察一下敌人的战斗力，想先打一仗试一试，摸摸敌人的情况。
正好，十二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五十二军的一个先头师进到了江家屯附近。林彪同黄克诚商量以后，命令梁兴初所带的山东一师同新四军三师八旅，在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向五十二军的先头师发起突然袭击。当时敌人正在徒步前进，我们一打，他们很快就守住了兴城以西的主要山地。在山上，我们前进了十几里，把敌人击溃了。
战斗从早上打到了下午，双方仍然是一个僵持局面。林彪在同黄克诚商量后，下令把部队撤回到江家屯‘红螺寺一带，不打了。在我们撤退时，敌人也没有再向我们攻击，因为他们也是刚从秦皇岛登陆，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之后，国民党军不敢再盲目前进，就暂时在兴城住下了。
这次战斗，我们虽然抓到了一些俘虏，有少量的缴获，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比较大，因为无后方，伤员送不出去。打了这一仗，我们发现这个部队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每个班有三挺轻机枪还有冲锋枪。
正如《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所写的那样：“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过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定顽强。”
通过这次武力侦察，我们得到两点印象：一是敌人武器精良，火力强，不好打；二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过于密集，而且是一面推，使敌人得以集中火力打我们的一面，导致伤亡太多。我们在这一仗中所取得的实战经验，为林彪以后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四‘明确东北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队在夺占山海关之后，依靠其兵力优势，与我们争夺中长路及沿线的大‘中城市，先后占领了绥中‘锦州‘锦西‘长春‘沈阳等地。
对如何开展东北的工作，林彪有自己的看法。林彪认为，不应与优势敌人争夺交通要道及其大‘中城市，而要把我们的主要兵力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再依凭这个根据地，与敌人进行夺取东北的斗争。
林彪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七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彭真‘罗荣桓，再一次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是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战机。”电报同时还指出：“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林彪果断停止了与国民党军队在锦州的决战，于十二月上旬直接指挥新四军三师和山东一师大踏步地后退，到达了锦州以北的义县，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然后，又继续沿清河后撤，到达了阜新。
在阜新，林彪召集我们团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中央对东北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并总结了兴城附近一战的经验教训。林彪和黄克诚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讲话的总的精神是：
按照中央的决定，在东北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党的组织与政权，为今后的反攻打下可靠的基础。
中央这个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时整个东北的敌我态势，还是敌强我弱。从兵力上看，国民党部队将近三十万人，而我们只十余万人。从装备上看，国民党部队几乎都是美械装备，而我们基本上还是一般的轻武器，也就是步枪加轻重机枪，而且弹药甚少。有的部队装备甚至比以前还有所削弱。加之我们的部队都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又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则是乘坐轮船‘飞机来的精锐之师，他们冬装齐全，武器精良，就凭借这些优势，他们长驱直入。东北的一些大城市相继为国民党部队所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而我们，则处于既少工人又少农民的中‘小城市。
因此，林彪和黄克诚在讲话中都指出：部队当前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后方，站稳脚跟，让部队能得到短期的休整，使伤病员能有安置之处，使后勤供应和兵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为将来的大规模作战打下基础。
林彪还谈到了重庆谈判问题。他说，蒋介石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谈，只是个阴谋，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好让他能调集精锐部队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之后，结合兴城战斗的经过，林彪又讲了对敌作战的一些战术原则。在作战的规模上，林彪强调先以小打的方式，摸索经验，熟悉情况，然后在适当时期再打大仗。在作战的原则上，林彪强调：每战要以数倍‘以至十倍‘二十倍的兵力去对付敌人。对作战时机的选择，林彪则强调，应当是在敌人刚刚到达一个新的地点，还来不及筑好工事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在作战的具体战术上，林彪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即“一点两面”‘“三三制”。
所谓“一点”，就是集中力量攻敌人的一点。所谓“两面”，就是包围好，截断敌人的后路。所谓“三三制”，具体的说，就是把一个班分成三个组，每组三至四人，在战斗中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以疏散的队形前进，从而避免敌人的火力杀伤，减少自己的伤亡。
我个人认为，林彪提出的这些战术原则，如“一点两面”‘“三三制”，及以后提出“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既简单又实用，在以后的东北战场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部队后来的训练和打仗，完全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些战术原则进行的。
由于东北的条件比较艰苦，与出关前动员时的描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林彪在会上提出，各部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细致地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他还要求各个部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动员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和依靠群众，剿灭土匪，建立自己的政权，要在近几个月内打下可靠的根据地基础。
这是我们到东北以后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大致情况。
这次会议开完，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后来被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明确指出，我党现阶段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应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电报还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指示，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明确了东北的工作方针，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秀水河子战斗
阜新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以后，林彪同黄克诚商量后决定，部队继续后撤。
撤退时，我们分为两路，梁兴初带领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这两支部队相互靠拢在一起，沿着北宁路北上，由林彪直接掌握和指挥。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都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六八五团团长彭明治，副团长梁兴初，我任该团政委）。新四军三师的其它部队，包括师部‘八旅‘十旅和独立旅，由黄克诚指挥，从阜新出发，经彰武继续向北，最后占领了通辽。
部队从阜新出发时，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沿途一片冰天雪地。我们沿着铁路往北走，看到沿途人烟稀少，居民大都为少数民族，以蒙古族居多。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到达通辽。到了通辽之后，部队就停下来进行休整。在通辽，我们度过了一九四六年的的春节。
在我们前往通辽的同时，林彪直接带领的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七旅，经彰武到了法库，驻在法库以南的秀水河子。秀水河子位于由北向南的秀水河与东西横贯的彰（武）法（库）公路纵横交错处，是当地一个较大的村庄。就在这个秀水河子，我们在林彪的亲自指挥下，打了出关以后的第一个漂亮歼灭战。
这一仗，是在我们当时节节后退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对打击敌人气焰，恢复和坚定我们的斗争信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春节，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就设在秀水河子的一个小学校里。所谓总司令部，其实也就是几个参谋，一个秘书，一部电话而已。林彪就是用这么几个很少的人在那里指挥队伍。
春节，按照习惯，一师的梁兴初，七旅的彭明治‘朱涤新分别带领下属各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