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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这回事。三军团从哈达铺编队出来，队伍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到最后，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没有条件把他们抬走，你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几个。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也是我告诉黄克诚的。”
罗瑞卿说的这件事，是长征后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于哈达铺改编以后，毛泽东派当时任红军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到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将刘亚楼调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虽然同属红一方面军，而且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但我们红一军团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军政训练、作风纪律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抓得很严，而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这些方面则与我们有些差距。因此，当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人到了第二纵队，并且用红一军团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第二纵队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战士不满。于是有的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这种行为的猜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红三军团的影响。
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
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帐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
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九五O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
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
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
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
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彭德怀和黄克诚。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个批斗会上见到他们一面。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级阶段，全国一片大乱，解放军驻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机关，几乎都被造反派冲垮，各项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各单位的党委差不多都被“踢”开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
一天，总参的造反派头头把军队过去和当时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都弄到了总后的大院，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我参加了这个会，看到被批斗的人里面有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当时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有杨成武、萧劲光和我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一些负责人。我坐在主席台的侧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度瞎指挥，导致了当时高指标、浮垮风、共产风的大泛滥。什么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场“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人民遭受了长达三年的空前大饥荒，上千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去。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从彭德怀开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谭震林、邓子恢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搞掉了，真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三、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但其他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部到会。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列席了这个会议。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军委已经组成。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负责，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军事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
林彪在会上还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林彪讲完后，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陈毅还表示：“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军委开会，通知我，我必到。”
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新军委的团结一致。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老帅在一起开会。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果然，从这以后，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视。应当说，空军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视的。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连空军的装备，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同苏联的谈判，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