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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两部正在计划之中的作品作为赌注来结束这篇文章。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并不能确定自己究竟该先写哪部。一部是以罗伯特。伯纳德为笔名的小说，暂时取名为《庄园的主人们》。第一章已经写好，写的是一个女子死于分娩，她的丈夫因为悲痛、自责而精神濒临崩溃。这家孩子从此开始了隐瞒生父状况，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生旅程。我知道谁会被杀，我也知道谁杀了他以及小说的结局。除此之外，我不再知道得更多。
另一部是以伯纳德。巴斯特伯为笔名的小说《死亡的莫扎特》，故事发生在1820年的英格兰。我已想好主要人物：莫扎特、某家剧院的经理、一个阔绰的老板和他的情人、国王乔治四世和他的情人等等。我大致知道前几章该发生哪些故事，但我不知道谁会被杀，也不知道谁杀了他或她以及为什么杀他（她），这极有可能意味着谋杀者不再是刚开始设计的那几个人。
总的说来，上面所说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任何程式，它们仅是一种方式，是我的写作方法。我不知道我的作法给其他人是树立了可效仿的榜样还是一无可取的范例。但总体上我敢肯定一点，那就是你应该给自己留有余地，以便在写作过程中有所创新，有所拓展。
第二十七篇 人物刻画与小说
对人物了解越深，人物就塑造得越好，故事也就越有力量。
罗斯兰。雷克
我办公室的公告牌上，贴着许多标有警句的小纸片，其中有句格言是：“这就是我们让事情发生的方法。”
人物和故事关系紧密，二者不可分：给定了人物，就有了故事。故事来源于何处？来源于人物。
人物从何而来？他们是逐渐地产生的，从记忆、观察和想象中积累而来。一些很容易，另一些很困难。
我的小说《朋友之间》是从视觉图像展开的。一开始，我只知道人物是女性。她逐渐成为这样一个角色：50多岁，独身，是一家小杂志的秘书和接待员。她保守、自负、孤独，从不寻求他人帮助。她曾受过惊吓，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骇人的幻觉。下面这几行在最后定稿时出现在第132页，写的是艾米丽的危机。
艾米丽一动不动地站在市中心的小径上，死死地盯着路面上的一团东西，路面又湿又滑，路尽头的街灯发出幽暗的光。灯火照射不到的地方，有个老人卷曲着双腿，缩成一团，双眼紧闭，像个摇篮中熟睡的婴儿。他的右颊紧贴着人行道，灰白的头发钢针般直立着，左手拿着只空酒瓶。他盖了一件灰色的旧大衣，露出白色的衬衣领，脚上穿了双小靴踏。艾米丽慢慢转过身去，双手握紧小包，轻轻地叹了口气，轻得几乎难以察觉，往回走去……每至深夜，如果她在市中心的小径上瞥见什么活动的、半藏半露的东西，她都不会径直走过去。她不理解是什么支配她来到这里。她忆起一种飘乎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隐形人，或者，至少别人看不见她。
更准确地说，由于描绘胡同里的情景，我开始塑造人物。
另一个是难于找寻的人物，是我神秘系列小说中的加拿大皇家武装警察队的一位警卫。也许，正是因为太难得到他，我才特别喜爱他。
开初，我并不知道我的第四部作品《嫌疑犯》会成为一部神秘小说，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接一个的八旬老人被谋杀。由于情节需要，我需要一位警察，于是我根据性格、年龄、婚姻状况设计了他。但我绞尽脑汁，也不能让他真实动人。我多少有些绝望，甚至想把他从书中剔除。可他几乎无处不在：葬礼上，杂货店里，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希望他获得生命。但毫无用处，所有的尝试都是失败的，他仍然僵硬，别扭，全然不可信。直到一天早晨，我递给他一套修剪工具，把他赶到植物太过繁茂的后院去修剪绿色植物。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他竟变得真实可信起来。
《一月的冷雨》是惟…一部不是从视觉开始的小说，可是中心人物有些模糊不清。我对缺少良知的人感到奇怪，他们不能区分善与恶，他们的生活肯定复杂而危险。由于他们不懂得愧疚，因而也是危险分子。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不平衡造成的，是心理失常。我以为很对。
起先受书本的影响，我只写些男性反社会人物。后来我觉得女性社会工作者会更为有趣，女性社会工作者需要有更强的控制愤怒的能力。但我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情感体验。我回忆自己的童年，寻找关于道德的冲突。接着我以第一人称叙述，似乎自己已变成了他人，一个还不懂“道德”的孩子。
在我未成年的时候，一天，我一时兴起，剪掉了我家猫背上的毛。记得那只猎（名叫玛特尔）当时又是尖叫又是哀嚎，从我的手中拼命挣脱开来，夺门而去，从此不见踪影（我母亲曾用很肯定的口气告诉我，尽管玛特尔躲了我好几天，但不会跑得太远）。当我突然悟到，我做的事为一个生物带来了巨痛，而我并没有权利这么做的时候，那种震惊与反悔至今记忆犹新。我把这件事改写成一个虚构的事件：猫尖叫着，在燃烧的树叶中来回猛冲，终于冲出了火焰。它浑身冒着烟，飞也似地跑了。主人公喝醉了酒似的穿过公园，逃之夭夭……
索尔的母亲瞪着索尔，一遍又一遍叫着她的名字，她不相信是索尔站在那里，女儿竟能作出这种事。
“你做什么了？”索尔的母亲问。
“我把玛特尔放到火里去了。”
“为什么？你怎么能做这样可怕的事情？”她盯着索尔，双手抓住钱包。钱包上有几道新的抓痕，索尔想，恐怕是玛特尔用它愚蠢的爪子干的。“我不知道。她惹我生气了。”
母亲转过身去，背朝着索尔，然后转过身来，眼睛又一次直瞪着她。“你听到它尖叫了吗？你知道它有多痛吗？”“可它不是我。”索尔说。
“可你刚才，刚才说，‘我把玛特尔放到火里去了’。”
“没错，”索尔说，“但受伤的不是我。”
是索尔激发了这个故事。当她感到受了威胁，惟一可做的“正确”的事，就是在她的世界中重新建立秩序，别人付出的代价与她是不相干的。
危机、危险、恐惧和压抑我们都曾经历过一些，记忆里的东西总是能派上用场，这令人吃惊。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经历它的方式。
八岁时我曾被一只看门狗袭击过。它锁在仓库后面，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当我走向它时，它正在吃东西，那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30年后，我写了一部小说《宠爱》，讲一位小姑娘被学校里一个同学殴打。我用到了“记忆”，那正来源于被狗袭击的感觉。
……她立在操场上，感到自己很渺小。鲜血缓慢地从她的鼻子里流出来。脑袋上的包破了，沾满灰尘，上面的头发凌乱不堪地扭结着……莎拉转过身去，直冲着人行道，开始一步步挪动双脚。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定已经碎成了千百块，只是因为皮肤裹着，才没掉下来。她很感激自己的皮肤，如果她的身体在人行道上当众碎掉，那一定是件可怕的事情。
她挣扎着走上人行道，经过邻居的房子，就算她遇见了熟人，后来也什么都记不得了……
她走近自家的前门，希望穆莉尔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她知道，父亲晓得该怎么做，可他在上班，母亲也是。她伸出手，抓住门把，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全身都在发抖。她想，如果自己一直这么抖下去，皮肤一定会撑不住了。她打开门，尖叫起来。
如果你要塑造一个具体而详尽的人物，你一定会使用个人的记忆，还有你的想象，把人物放在你设置的环境中，让他面对别的人物，想象他们该如何反应。
就是这些受控的舞台冲突：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生活中的事件，给我的故事最好也是最出乎意料的结果，大家称之为情节。
第二十八篇 如何改善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头一个讲文学的创造思维，具体来讲叫非观点思维的方式。我强调思维方式是因为我们写文学作品是一种创造，意味着非常不易，一要天份；二要思维方式对路。我们为什么说某个人将来能写出来，实际就是思维方式对路。有的人思维太老实了，有一次开一个有名气作家的研讨会，李国文谈了两点，其中就谈到太老实了。作为一个作家，你要培养自己的和非作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可能有的天生有，有的需要培养。其中有一个点，是创作思维普通承认的，是非关联的思维，是一种公认的创造思维的方式。我们老说文学创作，是承认创作是不易的，而且有创造性。为什么说成为作家大家尊敬，是因为你的劳动大家没法干，就在于别人想不出做不到创造不出的你都达到了。
这里面集中于一点，比较明确地说，要善于把没关系的东西拉到一起，不是在原有的逻辑关系上走，而是天才地把两个毫无关系的东西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天才。比如说毕加索有一个艺术品是这样的，（画一牛头状、说是自行车座和把手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从没有人会想到会把车座与把手合在一起，这样的行为概括了这种艺术关联性，这就体现了一种创造天才。
艺术家文学家一定要想得绝，达到平常人所说的打死也想不出来这种境界，如果总是特老实地写，也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出来。
比如埃及的人面狮身像，就是一种创造。人与狮怎么能接到一块儿呢？这就是一种创造。远古的很多形象都是这种艺术的思维。比如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形象中，也有很多都是一种艺术的想象。把狗摔到墙上，变成一瘫泥一样的东西，这两样不相干的东西揉到一起，就成了给人观感非常愉悦的感受。
手法一，在文学创作当中的非关联的比较外在的结合。这种一般强调两个不相关东西的相似性，把它们捏合在一起，把它们重合的部分突出出来。比如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半人半猪，就是一种创造。把猪和人共有的懒、馋这种共同的东西，把猪与人合为一体，就成就了一种很好的创造。像苏联把人和狐狸结合在一起，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一种创造。这个小说成了一部很有名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写出了甲虫与人的某种相似的联系，通过变形，来写他与家庭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一直到最后相当烦他，开始用东西欺负他，这样写，是想展示一种不平常的家庭关系，从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因为他的变成虫而变得不正常，这个思路的创造性非常强。这就是李国文说的创造不能太老实了。创造性就是善于把根本没关系不可能的事联系在一起。
手法二，揭示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意味，造成一种相关的联想。有的作品就是采取截然对立的互为排斥的比喻，来达到一种独特的效果。比如有的诗，写，
我爱海面上的你，
它就像绿的时候红得像蛋。
这样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在想到绿的时候往往会浮出起红的形象。尤其是写诗，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