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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
——中国民族“性”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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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只知追求真相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
——“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
——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直笔——“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中国历史与“性”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中国民族“性”
英雄不失败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
——李语录二四
审慎判忠奸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古书知多少
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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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直笔——“乱臣贼子惧”
春秋直笔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