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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也有一个“好处”，它促进了中国南方的开发。中国文化南移，在“五胡乱华”以后，这时又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十国”中除吴越外，其他九国君主，都是北方人，光这一片落叶，就可感到北方的秋色了！
九宋朝演义
宋朝是一个对内神气对外窝囊的朝代，也就是一个“在羔羊前是勇士、在勇士前是羔羊”的朝代。
由于夷狄认为“中国人难制”，且对太南太远的土地，兴趣不高，使宋朝得以从容苟延残喘。于是在又磕头又作揖、又称臣又纳贡、又呼叔叔又叫伯伯的和战之下，居然北宋拖了一百六十八年，南宋拖了一百五十二年。窝囊如彼，却长寿如此，真是千古妙事！读《宋朝演义》的有心人，可别忽略了这一点。
十元朝演义
元朝在中国史上，曾被严重的曲解。首先是种族上的曲解，一开始就以“汉人”的眼光，把“蒙古人”当“异族”看。其实“汉人”的本身，早已是异了又异了。当时的汉人，就包括北方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方的汉人，反不叫汉人而叫“南人”。今天我们回顾元朝历史，必须注意摆脱名词的纠缠，而该中华民族一家人式的，以博大观点，谈古论今。
其次是政治上的曲解。由于元朝的后代是明朝，明朝在宣传上，很容易用曲解手法，来搞“民族大义”与“夷夏之防”。这种曲解走火入魔，甚至有“根本不承认有元朝”的妙事出现。明朝进士王洙，写了一部《宋史质》的书，书中根本直接以明朝接宋朝，把元朝全部出局了事。元朝历史在有意曲解下，自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中国史中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元朝历史中有许多光明面——至少比较说来，是光明面。例如元朝在刑狱方面，从来没有过文字狱一类的大狱，承平时期处决的人，也比较少；在财政方面，元朝只有正税，没有苛捐杂税。正税也不算高，商税只三十取一。……大体说来，元朝政治相当宽。所以明太祖征召元朝故臣时，马翌的对话是：“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足见元朝并不“黑暗”。
十一明朝演义
明太祖（朱元璋）以强大的特工政治维持政权，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先天恶性膨胀——特工（锦衣卫）膨胀，自明太祖时的五百人，直到达日后的十六万人！掌管这些贴身○○七的，都是贴身的太监，所以明朝的宦官○○七，变得空前绝后，这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这种特色的起因，是明太祖起，厉行中央集权。一般说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朝的中央集权，却是皇帝一个人集权，是中央独夫集权。明太祖连象征性的权力都不愿给丞相，他废掉丞相，直接以皇帝带各部会，政府的体制给弄乱了，自然就因不是大臣当国而是小人当道，而闹出无法无天的闹剧。……最后胡闹到全国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为活人盖庙），“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祠盖好后，举行落成典礼，有的要“迎忠贤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将吏，列班阶下”。这种全国大拍马，实在太不成体统，实在是另一大闹剧。
看明朝历史的人，必须特别注意明朝政治的闹剧一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中华儿女们别忘了老祖宗们作的孽！
十二清朝演义
清朝是满人的朝代，对清朝的论定，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种族”的偏见，未免有太多汉人本位的错误，就像明朝汉人论定元朝蒙人的错误一样。这种偏见，是应该取消的。读清朝历史的人，先得注意这一点。
取消“种族”的偏见以后，我们发现，清朝的政治，大体上，要比明朝等朝代像样得多。……（康、雍、乾）形成了盛世时代。三个皇上，在位共达一百三十四年，占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天下的一半。在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的盛世能够持续得这样长、这样久，实在是老百姓的造化。
乾隆统治中国，有文的有武的，文的是《四库全书》；武的是“十全武功”。十全武功是两定准部（蒙古）、一定回部、二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两降廓尔喀。在完成“十全记”纪录的后两年，英国的使臣到了中国。中国的真相，开始在英国鬼子眼中亮了起来。这对中国说来，是一个恶兆。
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恶兆变成了厄运——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大觉悟。中国人觉悟到，原来几千年的“夷夏之防”，防来防去，竟防的都是自己人，实在不算是什么“夷狄”！这回来的金发碧眼的英国鬼子，才是真正的夷狄！
可是，一切都太邪门了一点，中国人简直不太能应付这种新局面，其困难情形，恰如李鸿章说的，一方面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是“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种“变局”和“强敌”，都被清朝政府倒楣碰上，结果只好丢人现眼。现在我们看清朝历史，在对他们论定的时候，也该注意这一点。
十三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就职的，阳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这一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结束并不在同一天，清朝结束是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前后相差四十三天。
这四十三天中，南方北方之间达成一项重要的认同，就是民族观点的博大化。……二月十八日，发表“孙大总统布告天下电”，表明“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开始“人心思‘汉’”和民国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满’”，停止“驱逐鞑虏”的时间性政治性号召，大家以博大观点示人以广，这是民国成立的第一步。
不错，“亡国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国“亡”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竟能以“优待条件”达成博大观点的和平解决，这真是中国人的政治技术！
中国人的政治技术，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在帝制王朝里，民国来了，对中国人是一种难乎为继的新经验、新试验、新考验。中国的先知告诉中国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前途，还需要顺天应人的革命！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批判中国传统李敖语萃批判中国传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没有认知的思想，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经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代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佬。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不合逻辑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大毛病，是立论推理不合逻辑，经不得方法学的解剖。
——寻乐哲学
儒与道的“不死思想”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
——不老·不死·尸不死构想
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证明了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出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
——不老·不死·尸
李敖研究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