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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法事务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种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园。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劳而叫我不需打理园艺，但我却颇为享受这种活动。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吴明蕾。她本来学习藏传萨迦派教法，家庭生活并不太愉快。在我认识她后不久，她便成为了我较亲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这个弟子后来创办了我驻柏斯的弘法道场，并在东南亚弘法事业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缘。她的两个儿子及妹妹，后来也陆续与我建立起密切的师徒关系。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后来双方成为了极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两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国家为自己的归属，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长老请辞，当时本意是想经印度回乡的。在长老应允了以后，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顿告别。雪梨的林聪本来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别，但因为他大学考试在即，我便改变行程到雪梨与他会面，住上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林聪引见了多位汉人，我也应邀为他们传了许多法门。此时候，他们当中几个年青人求我日后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与汉人似乎有点缘份，想日后再看情况才决定，本来心想永不会再回澳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式。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兴见到佛法之西渐。
回到印度色拉寺后不久（一九八九年藏历六月初四佛陀初转法轮纪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了。仁宝哲是比我年轻的一位高僧。在他圆寂后，我们在代理其遗产时，发现仁宝哲一生中虽收到极多供养，却把它们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钱财原来几乎不够吃一、两顿饭。一些年青的僧人，对仁宝哲的这种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宝哲的后事时，我把平生的积蓄全数供养了出来支付各种支出，本来准备用作回乡的盘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乡的想法。在这期间，澳洲的华侨弟子林聪等不断来信请求我回去，最后我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经泰国时，我因为没有澳洲的入境许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签证也被拒上飞机而滞留曼谷。这时我的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我不懂泰语，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幸而泰国人不愧为佛化国家人民，他们对僧人的尊敬绝对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与我互相沟通不来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滞留后，我转回印度办手续，后又再飞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汉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不知班机到站时间日期及途经何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不谙英语及身无分文。他们轮流在雪梨机场值班枯等，最后才把我接到了，为我安排在一间小屋中居住。
此后，我便在这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佛教显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这都是由一些苦学生省食省用供养的，所以我对他们学法的热情十分欣赏感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几位汉族侨生发展至一批华侨，也有好些洋人来闻法学习。林聪在兼顾大学学业及兼职工作之余，还打点中心的一切事务，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达尔文、蓝山及露莎几个地方，陆续有分院相续成立，其中有些以华人为主，其他的仍多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渐渐地开始有以澳洲为家的归属感（事实上，僧人本应是没有‘家’的人）。
与我在我首次访澳时早已结交的天主教高伦神父，在此期间与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伦神父经常来探访我，谈的有时是社会文化、东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较等等，每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轻十五年左右，但他对东方思想及文化认识极深，对西方文学等也有极高造诣，把我的见识拉阔了许多。我的一生中，师长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辈论交的友人却不多。高伦神父可说是我少数的平辈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异教及异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对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热切，但却同时抱开放的态度，对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对异教的领袖人物，神父同样尊重，并且视为同道而只是存小异的法友。他遇上困难时，往往也要求我代为祈祷，甚至连他的天主教念珠（编者注：称为‘玫瑰珠’）也交我代为加持后方启用。在双方交往中，我向他学了不少西方神学的认识，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讲课，在记忆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高伦神父所属修院距柏斯一段车程，有极悠久的历史，占地五百公亩，其上蓄养了一千只上下的绵羊。在我每次到访修院时，院中一众二十多位神父都会热情招待，给我的感觉就如身处佛教寺院一样。这些神父所属的天主教分派，属于纪律极严的一支，发愿终生过贫困的物质生活，但他们的面上都挂笑容。高伦神父在修院中，可说是较年青的一位。其他神父大多垂老，穿中世纪式的黑色长道袍，看起来有点像佛教中的罗汉。最难得的是，他们都视我为来自远方的一位同道，邀请我为他们说法。我在修院中讲了几座佛法中的禅定修持方法，也谈及了西藏寺院中的传统及生活介绍。他们听得很入神，事后纷纷问及禅定修持的种种，认为这正是与他们的信仰既不冲突、更有补足之用的教法。为了体验异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与他们共渡了几天，其间跟随神父们的日常生活规律作息。这间修院内部亦十分大，显得有点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负责摇铃唤更，大家便相继起床用茶，这基本上与我们西藏寺院的传统一样。在八时左右，全体便鱼贯上殿诵经。神父们诵他们天主教的经文，我则念我的日常功课。在顶礼时，他们行半跪拜礼，我也跟做，但双方心中的皈依对像自然是不同的。在这殿中，时间仿彿停顿了，运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灵活动，再没有种族间及宗教间的分歧及冲突。我这个来自西藏的红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诵经及顶礼，大家心中的信仰虽各有不同，但气氛却异常地和谐。在上殿时我注意到双方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藏僧必须背诵经文，而天主教僧人则并无背经的传统，单单两页经文也要照书逐个字读诵。在十一点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后便用午餐，饭后吃水果等点心。在饭后，神父多会饮少许餐酒，但我由于戒律的不同，在这方面当然并未随俗。在黄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祷求，然后便各自学习，或有些人会弹结他松弛一下，这些活动我都随众参加了。
在三次交流后，我与这些神父都成为了好朋友。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样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种交流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与异教的交流中，只要双方存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敌视或竞争的心理，便不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战争，不少便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声声说善、说包容的神职人员互相之间也不能同处并存，其所布教的内容始终也只是挂在口边的伪善。我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心中当然以佛法为真理。但众生的数目无数及根器因缘各异，我们断不应强逼他人只许依循自己认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爱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认为我们理应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纷争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违反了它们本身的教义。
在我挂单于天主教修院及讲学后，当地的天主教单位也很赞同这种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报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报导我的到访，其标题‘来自不同“派别”的修士到访’正表现了宗教间的互相认同。
后来的日子中，除了尽力弘扬佛法外，我也多次参与了类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传佛教僧人以传统的砂坛城绘制艺术，在天主教教堂内绘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坛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场表演各自传统中的经文唱诵。此外，曾经有一次有一对男女要结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师邀请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礼，同时照顾了这两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区创办弘法中心时，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会致信予当地的地区，要求教区内的人员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在这些交流中，不少参与者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深深感到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只要大家放开人为的分别心，一个和谐的世界马上便能出现在面前。
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这多年的长期周游弘法，我想并没必要顺序地在这列出细节，我倒想在此谈一谈其中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见闻及经历。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颇为深刻。这个国家虽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却丰衣足食，十分爱国，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见一件垃圾，这是与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极好，老一辈的华人很多信奉汉传佛教，其中尚处迷信民间信仰层次的人当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宝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辈的华人，有不少不懂读中文。他们中对三宝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传佛教的法师，也有些学藏传佛教，其读诵的多是英语的经论及仪轨，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课本。这的藏传佛教发展得也很不错，不单是格律派有道场，其他的宁玛派、噶举派与萨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师及僧众，其余的则定期邀请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师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萨迦中心遇到一位来自同乡的法师，大家谈笑甚欢。后来这位法师在新加坡的闹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寺院，规模很大，信众数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请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导师。这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