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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其不足取信也。
其卷八载：“达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终於洛州禹门，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敕撰祭文，时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云。按梁大同二年，不当魏太和十九年。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其五日非丁未，二十八日亦非庚午。据《梁书》八，昭明太子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薨，年三十一。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此真可为喷饭者也。同卷又有二十九祖（即东土二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法琳见《续高僧传》二十四，又有唐彦惊撰《法琳别传》。法琳未闻掌内殿道场，何云内供奉。据赞宁《僧史略》，内供奉授僧，始自唐肃宗，唐初何能有内供奉沙门，此谬之显然者。且法琳著述存於今者，尚有《破邪论》，《辩正论》等，其风格绝与可大师碑文不类。
碑又有“东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因东土四祖信与五祖忍，并曾住蕲州东山寺，後人始目其法为东山法门。四祖卒於永徽二年，五祖卒於高宗上元二年，琳先以贞观十四年卒，何能於二祖碑预有东山法门之语，此皆不足信者也。
惟其书撰自中唐，传世已古。一九三五年河北省磁县出土之元和十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达摩碑，其文即出於此。又其所载师子以後世系，与今本《坛经》全同，皆足资考证，正不必以其鄙俚而废之也。
一九二九年，胡适撰《荷泽大师神会传》，一九三四年记北宋本《六祖坛经》，均谓：“今本《坛经》所载师子以後世系，为契嵩和尚所改。”并谓：“今本《景德录》，亦依契嵩说追改，非《景德录》原本”云云。时《宝林传》尚未复出，故推论如此，其实今本《坛经》与《宝林传》同，其说远在中唐，为《景德录》、《正宗记》等所依据，不自契嵩始也。至谓今本《景德录》为依嵩说所追改，亦非，因《景德录》後尚有《天圣广灯录》，所载亦舆《宝林传》同，能改《景德录》，未必能改《天圣录》，更未必能改《宝林传》也。
《北山录》十卷 唐释神清撰
一九二一年景印宋刻本。唐《艺文志》作《参元语录》，《宋志》作《北山参元语录》，焦竑《国史经籍志》《参元语录》与《北山语录》重出，《季沧苇书目》作《宋辽北山录》，则因卷首有沈辽序而误也。
神清，《宋僧传》六有传，梓州慧义寺沙门，元和中卒。传称其：“好著述，都百余轴，并行於代。就中《北山参玄语录》，博综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土之所披翫。寺居郑城之北，长平山阴，故名北山；统三教玄旨，实而为录，故名参玄”云。以是知《唐、宋志》所著录者即此书也。
是书为理论体，颇似周秦诸子。以三字或二字为题，如《天地始》、《圣人生》、《异学》、《外信》等，凡十六篇。会萃孔、老、庄、列、荀、杨、班、马之言，而折衷以释氏。书甚古雅，惟因其中有关涉禅宗世系之说，颇为禅者所攻击。契嵩《坛津集》有《评北山清公书》，即指此。
此书未经入藏，传本甚少。民国初年，发见两残本：一存一至三、七至十卷，为项氏天籁阁旧藏，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前有钱唐沈辽序，後有殿中丞致仕丘濬後序，皆熙宁元年撰。一存一至六卷，为华亭朱氏文石山房旧藏，附《注解随函》二卷，仪封县平城村比丘德珪撰。同人乃剧赀合两本影印行世，其原本後归南海潘氏宝礼堂。
慧宝注，卷三末有开宝六年事，卷十有宋太宗登极时事，则北宋初人。德珪注颇纠宝注之失，第四篇引《传灯录》，第七篇引《僧史略》，则又在赞宁《僧史》、《景德传灯》之後矣。书有差误，注辄为纠正，而不改原文；注有差误，《注解随函》亦正之，而原文不动，最为合法。惟《随函》卷末有刻主题名一叶，称：“宣授讲主心印，广福大师全吉祥，谨施长财，陆续重刊”云云。字体圆柔，不似本书之方劲，乃知为元初重刻宋本，苟无此叶，则全书均可充宋本矣。僧称吉祥，惟元有之，详《十驾斋养新录》九。
神清为义学憎徒，博极群书，对禅宗时致不满，卷六《讥异说》篇尤甚，谓：“《付法藏传》止有二十四人，其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之曲说，又第二十九名达磨多罗，非菩提达磨也。”以是颇为禅者所诟病。
明教嵩撰《传法正宗论》四篇，即为对神清而发，《正宗记》卷二末，《评北山清公书》云：“唐高僧神清，不喜禅者，自尊其宗，乃著书而抑之。固哉清也，徒肆己所爱恶，而不知大谬先圣，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也。”嵩虽掊击清书，然与嵩并世之台宗僧徒，亦对嵩书还击，胜负未分也。清攻击禅者，谓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曲说，未明指何书，慧宝注以为指《宝林传》，德珪注又谓舍那婆斯名悮，应云婆舍斯多。此皆知有《宝林传》，而不知《宝林传》之外，尚有诸书，如《历代法宝记》之属也。作舍那婆斯者，乃诸书根据《达摩多罗禅经》及《出三藏记》萨婆多部目录而来，非悮也。《宝林传》以达摩为二十八代，今清书谓达摩多罗为二十九代，是《历代法宝记》之说，非《宝林传》之说也。慧宝以甲作乙，德珪又以不悮为悮，非敦煌发见《历代法宝记》，赵城发见《宝林传》，吾人又何从而正之？则新史料之发见，不可不刻刻留心也。
《传法正宗记》十卷、《正宗论》二卷
宋释契嵩撰
宋、元、明、清藏著录。嵩所撰尚有《辅教编》三卷，晁氏及《宋志》、明、清藏皆著录；又有《坛津集》十九卷，明北藏著录，前三卷即《辅教编》重出，盖万历时续入藏者，明南藏及清藏无《坛津集》。
《坛津集》，《四库》别集类五作二十二卷，盖由弘治本出，即今《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是也。与藏本分卷不同，而内容次第无异，盖同出於永乐本。惟《四库提要》谓王士禛《居易录》十七载《坛津集》十五卷，当另一本。
《坛津集》卷首有陈舜俞撰《明教大师行业记》，言：“嵩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佑集》。”今卷末附录诸师著述，有惠洪《礼嵩禅师塔诗》，见《石门文字禅》五，而《文字禅》十九有《嵩禅师赞》，附录却未收。附录又有无名序一篇，永乐、弘治两次刊本，均疑为著《湘山野录》之莹道温作，而不知即《文字禅》二十三之《嘉佑集序》，亦可见明代僧徒之陋也。
契嵩生平
契嵩字仲灵，藤州坛津人，今广西梧州藤县，熙宁五年卒，明教其赐号也。行迹具陈舜俞撰《行业记》及《禅林僧宝传》二十七。
《东坡志林》三言：“契嵩禅师常瞋，人未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笑，人未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者五；海月比葬，面目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云。
海月慧辩，与辩才元净皆天台宗，明智祖韶弟子。海月熙宁六年卒，辩才元佑六年卒，其塔铭皆苏子由撰，见《欒城後集》二十四。《东坡後集》十六有祭龙井辩才文，曰：“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於其间，禅律相攻。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後二十年，独余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谁宗！”
此翁谓辩才，辩、臻则海月慧辩与南屏梵臻也。臻亦天台宗，四明知礼弟子，视慧辩为侄。释可观《竹庵草录》诸宗立祖条言：“昔日南屏臻老，曾与嵩仲灵往复辩正”，即其人。盖与嵩异派相攻者也，而东坡则并交之。
琏者，大觉怀琏，与嵩皆云门四世孙，所谓同高祖昆弟也，《禅林僧宝传》十八有传，元佑五年卒。北宋云门之盛，琏与嵩皆其中健将。是时天台与云门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复有士大夫周旋其间，故特形其盛。天台派《佛祖统纪》十五尝论之，曰：“智者之为道也，广大悉备，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学焉，斯其道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顾言；荆溪之世，有梁肃、李华；明智之时，有晁以道、陈莹中。是数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赞之，故智者之道愈光也。”
此明智名中立，与祖韶同赐号，而後卒五十余年，亦得士夫之信仰者也。然吾以为岂独士夫赞之能致其光大，士夫毁之亦能致其光大也，特患人置之不论不议之条耳。何以言之？晁以道尝言之矣，《景迂集》十四日：“予尝怪韩文公，欧阳公力排浮图，而其门多浮图之雄，如澄观、契嵩辈，虽自能传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称道之者，实二公之力为多也。往年孤山智圆，凛然有名当世，读书甚博，性晓文章经纬，师法韩文公，常责其学者不如韩能有功於孔氏；近则嵩力辩欧阳之谤，有占义士之风。是二人者，忘其雠而慕其善，又一反也。”
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也，孤山智圆为台宗之山外派，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将另论之。智圆著书满家，其文集名《闲居编》，取法乎韩，契嵩著书名《非韩》，而文实学韩。《坛津集》十有《上欧阳侍郎书》，曰：“今天下之士，指阁下之门犹龙门，而阁下之门难升，又过於李膺。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无状以书奏天子，因而得幸下风，不即斥去，引之与语，温然，乃以读书为文见问，此特大君子与人为善，诱之欲其至之耳。”
嵩固非韩者也，何其声之似韩也。然惟其似韩，故当时禅讲虽不相能，嵩舆辩又瞋喜不同道，而辩竟有求嵩之事，是亦学韩之力也。《坛津集》十五有《慈云式公行业曲记》，式公者遵式，天台大师，慧辩之祖，而明智祖韶之父也。其文曰：“蒙识韶公几三十年，晚山中与其游益亲。韶公耆年淳重，名德之师也。尝以大法师实录命余笔削，始以敝文不敢当，及蒙奏书还，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辩师益以录见托，愿成就其师之意。辩师端审善继，又明智之贤弟子也，会余避言山中，嘱之愈勤，顾重违其师之意。姑按韶公实录而论次之，命曰《曲记》，盖曲细而记其事也。”一行业记耳，何人不可为，而必有待於嵩者，以其声之似韩也。智圆而在，或无所求於嵩，嵩卒後一年辩卒，嵩而在，辩塔铭亦或无所求於子由也。因论嵩生平，而连类及之如此。
《正宗记》之内容及得失
《正宗记》为传记体，其书在《景德》、《天圣》二录之後。於唐以来禅宗二十八祖世系，宗《宝林传》，而求古籍以证明之，解释之。嘉佑六年进之朝。
卷一 为《始祖释迦如来表》。名为表，实非旁行斜上
之体也，盖一世谱而已。
卷二至六 为迦叶至东土六祖大鉴止。
卷七、八 为《正宗分家略传》。记大鉴以下至十二世，凡一千三百四人，其有行迹可纪者，以见於《景德》、《天圣》二录及《宋高僧传》，故略其行事，只叙其世次。嵩为大鉴十一世，然卷八记云门之嗣，至嵩本师洞山晓聪而止，不及本身，亦犹《景德录》道原之意也。
卷九 为《旁出略传》。叙六祖以前旁支世系，凡二百五人。又《宗证略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