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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中，《恩宠与勇气》是Robert送我当礼物而被我束之高阁长达五年的一本书，内容描述的是肯与罹患乳癌的妻子特雷亚 （Treya）共同抗癌的心得；我想它也许能帮助我面对十天后再度开刀的不确定感。阅读的过程里，我发现此书竟然整合了二十多年来我曾涉猎过的心理学、灵修与身体的治疗，它不仅仅是癌症病患的经验谈，更是难得一见的有关身心解脱与临终关怀的坦直实录。书中两位主角人物的自我观察和赤裸的剖白，与我在三年谷底经验中的一些深层领悟不谋而合。他们为我搭起了一座通往终极解脱的人性之桥，使我更能了了分明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更能以平等心面对生命的磨难。我开始对威尔伯的知识体系刮目相看。
受到克氏教诲的影响，多年来我逐步卸除了知识的铠甲，空手直探意识的深渊。住在珑山林的三年里除了翻译过一本克氏的《自由·爱·行动》之外，几乎没碰过其他的书。那个阶段的我必须集中能量对治身病，此外我仍然保持着“为道日损”的信念；而且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一位中青代的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左右逢源地出入于毕竟空与知识体系之间。威尔伯以惊人的归纳能力综合了心理学、心理治疗、神秘主义与东西方各大宗教的灵修传承，也统合了哲学、社会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与知识史等等，形成了他独创的“大统一场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灵修上的体证已经处在见性阶段。我感觉除了克氏之外，这是第二位我真正想引介给国人的智者，而头一本我想翻译的著作就是《恩宠与勇气》。我接洽了在心理辅导上成绩卓然的张老师文化公司，预定开刀复原后便着手翻译此书。
一九九八年元月，张老师文化举办生活探索人文讲座，我和二十位诚恳可爱的朋友每周二晚上聚会三四个小时，开放而深入地分享内心的困惑与隐情。十堂课结束后大家欲罢不能，仍持续着每周一次的聚会，彼此扶持，共同成长。我很清楚地看到，受创治疗者（wounded healer），就是我在后半生要扮演的角色。四十多年来丰富的受创经验和自疗过程，全都成了与学员们分享的宝贵资粮。我引导这群可爱的朋友一层层地深入探索每一个信念背后的真相，我提醒他们要注意观察身体、心智与觉性之间的链锁关系，也帮助他们体会正确的聆听之道。如果我们能安静、耐心而专注地聆听别人的生命经验，就能逐渐领会众生一体的奥义；开放而无惧的分享则是打破自我防卫机制的途径。透过一次又一次不同的主题探索，学员们开始觉察到集体意识中的颠倒与局限，以及自己长期受到的精神污染及暗示。虽然分享的形式必须借助语言和思维，但情绪能量的释放是畅然无阻的；某些主题（譬如孤独、哀伤）特别能勾起大家的创伤回忆。在一个冷漠的都市里，和一群毫无利害关系的友人分享深刻的感受，逐步解脱自我中心的牢笼，建立起自知之明，确实是值得珍惜的机缘。
这个阶段的我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张老师文化已经预定一九九八年出版《恩宠与勇气》，我必须尽快着手翻译。我发现开刀后的肠部蠕动非常缓慢，脾胃的功能也很差；能量医学的治疗最显著的功效并不在身体而是在情绪的层次，身体的治疗还是得靠我自己持之以恒地运动和休养才行。然而翻译的工作是静态的，用脑所消耗的能量又大得惊人，况且《恩宠与勇气》绝不是一本容易转译过来的著作，我必须不断地查询书中采用的心理学与医学名词，因此身体非常抗拒这项工作。我翻译了五章之后，发现自己有点支持不下去的味道，时常反胃和头晕，思考的速度迟缓得如同在太空漫步，只好请总编辑王桂花小姐寻找一位合译的伙伴。桂花找到了刘清彦先生救急，清彦以惊人的速度初翻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内文；但是为了统一文气，忠于原作的语调及内涵，起码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必须重译，其他则需要细润。
既然坐着写字会反胃，那么就躺着写吧！我把稿纸举得高高的，以红笔一行一行地重译。反胃、头晕，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心理上不抗拒，生理的现象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号泣与狂喜中，随着书中两位主角惊心动魄的磨难与了悟，大死一番地完成了这本书的译作。
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更深一层地体悟了无拣择的纯然觉察。书中的女主角特雷亚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之后曾参加过一次葛印卡（Goenka）老师举办的十日禅，她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十天闭关里身心的各种反应及变化。她的描述无形中帮助我进入了相同的状态。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报上刊出葛印卡即将来台主持十日禅的消息。不久好友潘爱莉邀我和葛印卡的大弟子达南杰（Dananjey）见面，这位来自印度的心理治疗医师自从体验过原始佛法的内观之后，心理治疗显然在他内心的天平上失去了昔日的分量。我试着与他探讨结合心理治疗与内观的可能性，他的立场似乎相当坚定，他说他的病人接受十日禅的训练，治疗的成效远比心理分析显著得多。我邀请他和我以及李孟浩进行一场“心理治疗与灵修”对话，如果能激起一些洞见，或许可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因此我们也邀了《人间》的主编杨泽一起参与讨论。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构想，主要是受到威尔伯的启发，他从五年的抗癌经验和十五年的禅修练习中发现，冥想或禅修并不一定能治疗心理的阴影层问题，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在利用坐禅回避一些心病，特雷亚的癌症带给他的磨难反而是重新纠正这些心病的机会。威尔伯对来访的记者伊迪丝（Edith）做了如下的说明：“……冥想不像心理分析，它不是一种揭露技法，它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消除被压抑的障碍，让阴影部分浮现……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扩大心量，拓展超越自我或个人性的觉知，逐渐引导你去发现神性、自性或纯粹的‘看’。换句话说，冥想和心理治疗针对的是十分不同的意识层面。譬如禅并不是为了消除精神官能症而设计的，你可能发展出非常强的觉察力，但这些精神官能症仍然健在。透过禅你会觉察到自己的心病，它能帮助你和这些心病自在地相处，可是它不能帮助你把这些心病连根拔除……”
伊迪丝接着问道：“但是在冥想的过程里被压抑的东西也会爆发出来。”肯回答：“一点也不错。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发生；不过也可能不发生。”我回想自己以往曾经参加过的禅七活动，学员中有的人突然休克，有的人放声大哭，有的人昏睡不醒；我的反应则是腰酸背痛，神经紧张，然而深埋的情绪并没有曝光。长年以来我不断地进行自我观照，但相关的诊断显示出意识深处的创伤还是没有解除，所以我认同肯的看法，我认为揭露心底深处被压抑的障碍应该是身心治疗的基础。有趣的是某些人可以透过心理治疗或工作坊的形式进行自我治疗，有的人却必须自力救济；实验过各种的途径之后，写这本前传的过程竟然也释放了许多深埋于心中的情绪，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恩宠与勇气：万念俱寂
和达南杰进行对话的那两天，我的意识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头一天中午我们在“回留”吃完饭，便开始进行交谈。我察觉自己的身体能量很低，但是头脑非常清明而安静；我可以清楚地觉知到自己每一个意念的本质，也能洞悉眼前三位男士的心态。一开始参与谈话时的兴致还算高昂，但很快地我就看穿了企图说服别人和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背后的心态只不过是虚荣和自卑罢了；内心的驱力在觉性的照妖镜中现了原形，不久便欲振乏力地沉寂了下来。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大多是处在一种沉寂的状态，很难勉强自己认同或介入杨泽与李孟浩的对话。我的自我感就像一个垂死的生物，它的活动已经欲振乏力。我发现从三年的谷底经验走出来之后，更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人一旦放下对面子的执著，集体的制约也就差不多解脱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在青田街的家中继续对谈，中午又到旧“回留”聚餐。一整个下午我都处在思维活动止息的状态，眼前五六位友人此起彼落的谈话就像个小型的室内乐团在演奏；我的心中没有任何辨识、批判、抉择、认同或好恶反应，一切只是如如地发生着。晚上爱莉请吃饭，我和念萱及建宇一同赴约。一进入餐厅，看见屋子里坐着一桌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心里生起了一两个批判的念头，很快地就安静了下来；大家自我介绍完毕，便坐下来开始吃饭。我吃着吃着，突然万念俱寂，心中失去了任何想要取悦或参与的欲望，但眼前每个人内心的不安、匮乏、挣扎和想要获得肯定的需求，我都能觉知、同理与接纳。半生以来与人互动时内心的批判、苛求与好恶，此刻如泡影一般完全幻灭。自我的活动一旦止息下来，剩下的便只有在觉知的广角镜中不断生灭的人声和影像了。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毫无疑惑的了悟：这就是平等心了！接着一股无法遏止的同情排山倒海地涌现，一屋子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我涔涔泪下了十几分钟，练习内观多年的爱莉低声对她邀约的商界友人解释说：“因因现在处在一种很深的状态，大家不妨跟着安静一下吧！”
葛印卡老师八月一日下午两点在台北来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充当他的即席翻译。在会场上我对这位老师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但会后他告诉爱莉说，他觉得我的修行已经有了某些进展，若是能在内观上下更深的功夫，将会有更不同的体认，我发现他确实是有洞悉力的。我本来准备参加不久将举办的一次十日禅，但是台北、高雄和北京的读书会以及人文讲学把行事历填得满满的，实在抽不出一连十天的空闲时间，只有留待一九九九年再做安排了。
《生命的不可思议》 第四部分恩宠与勇气：永无止境的探险
十月初《恩宠与勇气》终于翻译完毕。特雷亚，这位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高能量女子，长久以来每星期慢跑二十英里路，总是吃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一直持续而规律地静坐，过着宁静的灵修生活。她好不容易遇见了梦寐以求的男人，三十六岁嫁给长相如同外星人、身高六英尺四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兼超验论者——肯·威尔伯。两个人正准备从此过着幸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