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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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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这种“感通”才能克服分离人与我之界
限，造成一个包容人与我的感情磁力场。因此，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
朗的“自我”疆界。 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
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因此，如果双方一
起出去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如果双方一起乘车，就会由
一方先付全部的车资，下一次再由对方替两人付出车资；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
购东西，想清还时，另一方也必须仪式性地表示：“算了！”
的确，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线（与不认识的
人，又当别论——详前）。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小气
”、“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士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比较淡薄
得多。家属成员在下一代成长以后，或各自独立之后，叶以多年不见面。如果他
们之间感情特别好，则又当别论，但是这是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于一种
未生下来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担义务。换而言之，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出身的
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不过，文化中
既然缺乏强制性的感情设计，“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笔者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
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在人情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
方不愉快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大小人后君子”，
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
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
为了是“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斤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人我界线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
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
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
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
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
相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去中国人来罕见得多
，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恩惠者自己作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
、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
是作为自己对入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来，他们很忙
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
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
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
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三，非到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
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
？”（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腾出几分钟吗？” （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的确，当笔者
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
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
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开。有些中国人到
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
，过分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不
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自己绑住之类。因此，
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偶
尔，在某些情形中，也会出现接受了“好意”而没有“礼尚往来”的例子。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在国内比在海外的华人中还要显著。大陆实行的“社
会主义”，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现代法权关系，尽量保持传统人情味的制度。
的确，大陆人士熟人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有过于港台的中国人。
不少大陆的人仍然保持“鉴貌辨色”的古风。例如，有时候我只是闲谈中说起自
己需要的东西，是漫不经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记了，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对方却
竟然已替我办妥。的确，中国人对陌生人虽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时
刻却是“仁至义尽”的。有些时候，我拿了介绍信去另一个城市办事川文介绍信
的人即使帮不上忙，也在大热天跑老远路来到宾馆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动。
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车
上碰到时却抢着替我购票。我在大陆时．偶尔也会与同一幢留学生楼内住的美国
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车后我立不稳，一时找不出钱买票，他却自顾自地只为自
己买了一张票。因此．两者的态度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将成人当儿童
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确
实，在传统教育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读圣贤之书。这些书，当
然只有到了成年才能理解的，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背下来再说。然而，当一个
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她）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地处处去看管着他
（她），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将他（她）当作是不能自主
的儿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儿童
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
一类东西。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她）是
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基本上将其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
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难。此外，还培养人用“类型化”而不是用具有“个体化”
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因此，在“成人”看的小说与电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
明，一开场就知道“好人”是谁，“坏人”是谁——如此，可以省掉了十岁以下
的儿童在电影开场时常要询问父母的问题。
然而，说中国人将成人当儿童则可，认为他们将儿童当成人，则牵涉到定义
问题了。强迫儿童去接受他们的心灵发展阶段还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
作是把儿童当作成人。然而，这并不意味去灌输他们“人格平等”的观念。因为
，中国人既然将成人“儿童化”，搞到连成人的人格尊严都没有，还怎样去培养
儿童的人格尊严。
因此，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
路。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去培养“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换而言之
，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础出现。
在传统的私塾中，儿童必须去背诵其不理解的东西，自然使其对这种枯燥与
阴郁的教育心怀恐惧，兴趣索然。因此，塾师的唯一方法，就是一个“严”字。
他必须经常板起面孔来威吓学子们，而且多半还备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个
角落的长竹竿，随时对以对不听话的或背不出书的学童敲下去。所有的这一 切，
对儿童的。已身发展都是不健康的。
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式的“自
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
是一种常情，如我参观幼儿园时看到他们唱颂伟人之歌。因此，这仍然是一种将
“良知”国有化的程序设计。
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
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
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一般来说，在五
六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五六岁之后，就处于“严父”的
教鞭底下了（因此，在这里，“养”与“教”似乎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工）。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 的方向发展。在
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的文化中，每一代训练下一代的“人格”，都是去符
合“二人关系”创人格，必须在别人面前“做人”的人格，因此，也是“他制他
律的人格”。“个性”既然无从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
“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
，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这种建筑在“
身体化”需求之上的“心意”，甚至还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中。例如，中国
人左派的统战方式，就是用“关心群众生活”的方式去使对方“交心”。因此，
中国人的“大同”境界，也只能是具有“亲民”基础的集权主义。
在家庭中，“慈母”对子女的照顾，一般来说是“养”，但也只能涉及“身
体化”的需要——饮食、穿衣、睡眠——其中义以“饮食”为主要内容。本来，
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幼儿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个地步，因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个
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劳的。然而，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养，并不着重发展“个
性”，而只是要其去迎合别人，亦即是培养“和为贵”与“息争”的态度。而且
，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也不是准备使其独立，而是使其永远地对自己依附
。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欲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亦即是永
远将其当作是只处在一个阶段的人。一个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好，在“慈母”
眼中，却永远将其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而不是当作是
一个“性�